全球价值链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现代运输和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逐渐增强，产品的生产过程实现了模块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管理，不同国家和地区融入到不同的生产工序、生产阶段和生产环节中，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构成全球价值链体系并承担不同的国际分工。与此同时，贸易与投资、服务和技术扩散高度连接，使全球产业链复杂度加深，贸易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货物的运输，更与劳动力素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等紧密相关。
全球价值链变化的三个主要特征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下降、保护主义的扩张蔓延、新兴经济体间的经济融合、全球生产的加速整合都带来了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趋势性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不仅关系到产业空间结构的趋势性转变，也对各个经济体国际分工变化、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性调整及国家发展机遇具有深远影响。
全球价值链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价值链的增长陷于停滞。自2011年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全球贸易与投资活跃度有所减缓。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第一，发达国家消费驱动减弱，居民实际购买能力下降减少了对商品进口和劳务的需求；第二，智能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回归现象。新技术革命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提供了科技支持，减弱了全球产业链延伸的动力。日本、欧洲等多个国家制造业企业已经回归本土，拉动本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持续增长；第三，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减少了中间品贸易需求。生产加工国将一部分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行内化，实现了进口替代，从而放缓了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延伸速度。
二是全球价值链的日益“东渐”。近10年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区域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年均增长达到4%以上。亚洲国家全球产业链参与度的提升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兴起密切相关。自1995年起，亚洲地区多数经济体制造业占GDP比重超过全球平均线20%。其中中国占比最高，接近40%。除参与度提升外，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力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比重迅速加大。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过程也带动了亚洲国家的就业增长。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就业增长幅度高达4%，柬埔寨、孟加拉国涨幅高于5%。
三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渐变化。近年来，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有所减弱。劳动成本上升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优势逐渐丧失。同时，中国的制造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转型升级。在通用专用设备、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链中不断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智能设备、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在中国发展迅速，已经出现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突破。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技术复杂产品占比逐年递增。
全球价值链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全球价值链变化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技术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机遇。
一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出现疲软，全球价值链的东渐显示了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兴经济体规模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南南贸易联系逐步加强，相互间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为沿线传统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都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
二是新技术革命正处于酝酿期，为发展中国家科技赶超提供了新机遇。在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之际，发展中国家也在大力研发智能科技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近年来，以中国、韩国、印度、俄罗斯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研发投入的大幅增加以及催生新组织、新业态的制度改革为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良好条件。新技术革命的酝酿为新兴经济体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机遇。
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为消费和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新契机。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使传统国际产业分工面临变化，新兴经济体有望打破限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困境，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服务业转型。智能化、自动化的普及将解放出大批劳动力，为消费和服务产业发展带来机遇。
中国应对全球价值链变化的对策建议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变化特征，我们应谋划应对策略，抓住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一是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经贸合作交流，尤其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当前，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弱，新兴经济体呈现出更多的发展活力，应进一步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往来，拓宽贸易和投资渠道，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双边和区域间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在产业链重塑期间做好全球范围内的新战略布局。
二是要加速催生新技术革命，开启经济增长新引擎。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正重塑现有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近十年来，全球价值链增长停滞，部分源于发达国家智能革命带来的制造业回流，部分源于新兴经济体技术升级导致的外部分工内部化。产业升级对价值链变化有重要影响。应大力提升创新能力，做智能浪潮的引领者，促进中国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将外部分工进一步内化，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用过硬的实力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塑造有利的中国位势。
三是鼓励促进消费，使内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减缓和世界经济局势的复杂变化，扩大国内需求是提振我国经济的有效对策。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国内产品和服务质量，扩展消费领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满足消费多样化需求。同时加快实施农村振兴、医疗改革和生态环境建设，为提升消费能力创造有利条件。
四是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增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随着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减弱，以及人工劳动的智能化替代，我国依托工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日趋缩减。应顺势实现产业和劳动力结构转型。逐步减少工业生产比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信息、金融、保险会计、法律服务、咨询、科技和商业服务等行业发展，振兴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产业，优化面向新兴服务领域的制度环境，加强这些领域的劳动技能培训，从而抓住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机遇，使我国在新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作者系中国建投研究院 马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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