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酒精过敏，现在慢慢能喝一小口，一小口能扛几个小时，也能开始分辨出威士忌的味道了。我前两天到对面的酒铺去买酒，两面墙满满各种不同品牌的威士忌，我说该买什么啊？完全不懂！特别衰。现在我还体会不到喝酒的快乐，唯一能感受到喝一小口下去，这里一暖、一热。但也说不准两年后我能一次喝个两杯都不会醉。
一群朋友喝酒，有我一个不喝酒的气氛就不对了，所以我尽量不来，或者我就单独站在一个地方等着收拾残局。不喝酒，会少掉一些乐趣，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也想喝酒啊！我知道喝了酒会让人快乐，我想感受。我这个人太理智了，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窗口。不喝酒，就感觉总是被禁锢着，有个未知的领域你没有去过，有一个世界你没有去开启。我好奇心那么重，希望有一天酒神能够牵着我的小手，一起在草地上，欢愉地舞蹈。
对我来说，开酒吧挣不挣钱不重要，我觉得能聚得起人，或者有那种氛围，我更喜欢。你去酒吧提我名字免单，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免单。
口述：黄觉
喜欢穿红戴绿的黄觉，其实内心很森系。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导演毕赣的第二部作品，作为男主演，黄觉不仅将该片视作度过中年危机的一个礼物，还在自己的酒吧里专门推出了一款同名鸡尾酒。
黄觉进入演艺圈的经历曾经被多次采访、书写过。采访黄觉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曾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女孩给他发私信，说想采访他，发在自己小小的公众号上，黄觉就答应了。这种“不设防”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黄觉也没想明白，他回忆起自己读书的时候也曾经是学校的一个小恶霸头子，会为班里所有人出头，敢跟大学生打架，大家都被他罩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后，二十六七岁时开始焦虑，不能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年轻人了，要承担些什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并且隐隐觉得，要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他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大部分的经验不具备典型性，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黄觉想过做音乐，或者做摄影师，但都不大实际，他想要份稳定的工作，于是做了演员。“就是命好”。以前黄觉一直说，自己是随波逐流的人，人生没有规划，为什么可以随波逐流，可能就是冥冥中知道，命运会指引自己去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不用担心。
《地球最后的夜晚》
用一种仪式感，来取悦自己
《地球最后的夜晚》拍了九个月。黄觉将拍这部电影比喻为，给自己“度过中年危机的一个礼物”。毕赣找黄觉的时候说，片酬很少，报出了一个让他吃惊的价格。黄觉就用一个商人的思维想：我损失这个钱，能做什么事情呢？可能可以买辆不错的跑车。如果别人把送自己的跑车作为礼物，那跟感兴趣的导演合作，也可以看成给自己中年危机送的一个礼物。
两年前黄觉看过《路边野餐》后，想找毕赣打听关于“荡麦”（毕赣电影里虚拟的地名）的消息。黄觉热爱摄影，想去荡麦拍照。结果毕赣告诉他，“荡麦”是他虚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的乌托邦。之后，毕赣还是用另一种方式带黄觉去了“荡麦”，邀他主演了自己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
接拍《地球最后的夜晚》时，毕赣跟黄觉说，片中有个长镜头是3D的，观众看到一半的时候，中途会一起戴上眼镜观看此后的3D部分，这幅画面让黄觉觉得非常有仪式感，“像是一种秘密的仪式，挺打动我的，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黄觉说，他喜欢用一种仪式感来取悦自己。
为了拍摄《地球最后的夜晚》，黄觉瘦了20斤，练起凯里方言，尽管拍摄过程中几度被虐得够呛，也终于在看到成片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的确真的去到了“荡麦”。
受困于性格 却能将自己保存完整
黄觉的微博简介写着“摄影艺术家、舞蹈艺术家、画家、春秋大梦董事长、音乐人”，唯独，没有演员。他解释说，微博简介的称呼都带着一丝自嘲和调侃，而他没有经过表演的系统训练，也并不觉得有天赋，但演戏这事对自己挺重要，所以就想把“演员”保留住，没把它变成一个调侃。“我不应该拿演员这个职业开玩笑，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自卑。”
28岁时，黄觉从广告模特转型影视表演，最初当演员只是为了赚3万块钱买电脑。他的兴趣爱好被摄影、画画、旅游牵扯着，以至于显得做演员有一搭没一搭，直到现在，他也做不到为了增加曝光率去参加真人秀或者参演热门大IP。熟络的人脉、自如的社交能力，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浮标，黄觉却对这些感到尴尬，他基本不参加饭局，即便在饭局，也总是第一个拿起筷子吃东西的人，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自己都不好意思，就找那几个曾经有过接触的话题去问，最近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总说一些很无趣的话。”
他很清楚性格限制着自己，不会主动创造工作机会，他也改变不了。黄觉承认，这种性格导致自己不可能是一个大红大紫的演员。不过，他很享受这种状态。“这样不会折损太多，把自我保存得还挺完整的。”他自得其乐于此，认为跟职业找到了最合适的方式相处。
黄觉是一个连自己生日都不过的人，他喜欢看热闹，但不喜欢成为热闹的中心。在成为演员之前，他身边的朋友是老狼、黄小茂，他们“大红却不自知”，日子过得随心所欲又云淡风轻，黄觉觉得自己“交友不慎”，受到了影响，对名利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
自由而自在 对朋友对感情都适用
我就专门喜欢找她要那些贵而无用的东西。我提出要求，她就送。我想要的是自行车、耳机，我的耳机可能要五万块钱。她就特别绝望，说：“把链接发过来。”她从不拒绝。这个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她是个可以让我无所顾忌去撒这种娇的人，我也不是买不起，我也有这个钱啊，但是，比如一个东西，你女朋友送，跟你自己买，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朋友、情侣、亲人之外，还有很多种形式，好像没有什么能确切地勾勒我们的这种关系，归类不了。
——周迅新书《自在人间》中一段对黄觉的采访
黄觉圈里朋友不多。碰到周迅大致是1995年，认识快半辈子了。采访周迅如果要带上她身边的朋友，黄觉永远都在，“可能周迅说不出什么来，采访的素材量不够，记者只好找那些边边角角弥补一下。”黄觉觉得也挺好，有他这样的朋友，至少能把周迅叙述得更完整一点，更有血肉一点。
别人谈周迅，可能不知道尺度在哪儿，黄觉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偶尔他意识到了会提醒周迅，采访过我的东西，你要去看一下稿。黄觉懒得看，但他觉得周迅应该看一眼，可最后周迅也没看。“如果我脑子好使，能记住更多东西，会说得更好，但我脑子太不好了，很多东西都会被我擦掉，包括会让别人感动的东西。”
自由而自在，是黄觉发散出来的交往密码。不仅对朋友，他和前任在分手后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不希望走过的人生，有哪段是没办法回头看的。“回想每一段情感关系中，我没有做过不堪的事情，也没有不能回首的人。”就算有，他都会把它修复好，“错身而过一趟也不容易。”
黄觉将这种对前任“心大”的能力归结为“天赋异秉”，“我对恨、爱的表达，都没那么不极致。每一段情感，我都是无害的状态，（情侣）不成，做朋友也挺好的。”
既得利益者 被互联网拯救了灵魂
2018年12月，黄觉发了一条微博，“在飞机起飞前空姐问喝什么？我要了杯水，隔壁一男的要了杯橙汁，一下就觉得自己特别成熟稳重。起飞后空姐又来问，我要了杯可乐、加冰，隔壁的也要了可乐、不加冰，一下被整懵了，不知道谁更厉害了。”有网友回复，“在飞机上选择矿泉水确实显得很体面，更让我觉得骄傲的是到了用餐的时候，空姐问我：先生您是要鲜虾意面还是牛腩米饭？我会悠悠地摆摆手说：都不需要，谢谢。”黄觉随即转发，“后来我心态就崩了。花生米他那袋没碰，我要了三袋。”
这只是黄觉和网友互动的日常之一。
黄觉也在反思自己，为什么性格会那么平和？可能是脑容量不够？记不住快乐，也记不住恨。这一辈子里发生的事情，他能记到5%、10%就不错了。黄觉晚上经常睡不着，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工作，只能长期服用安眠药。以前没有手机可以玩的时候，睡不着黄觉看书、看片子，打电话聊天。自从有了手机，互联网拯救了这世界上所有孤独的灵魂。
黄觉将社交网络当成是自我释放的方式，他说，自己是互联网的既得利益者。
他得到了朋友、爱人。他的第一个网友是摄影师，是黄觉上网搜索摄影博主时随意搜出来的，他一看这人在纽约，拍黑白片的，还是一个华人，就关注了，他现在成了黄觉去美国的一个动因。在黄觉看来，在网上更能交到真的朋友，因为互相关注的人志趣相投的比例更高。所以，他是一个不反对网络文化的人，甚至很早就给儿子小核桃申请了微信，希望孩子能掌握网络生态技能。
有的艺人会忌讳把家庭细节放在网上，但黄觉的微博里，主角一直是妻子麦子、儿子小核桃、女儿小枣。他希望孩子有一天长大，翻到他的微博，可以看到他们成长的经历和照片，多多少少是他们人生的一份礼物。
遇到对的她 结婚前提了“两个不”
“认识黄老师（黄觉）之后，他代替了甜食，解决了我的焦虑。黄老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顺我的毛上，我深信这个世上只有他有这能力。”——麦子
黄觉是不婚主义者，但遇见麦子后，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两个人带孩子、出去旅游，家庭生活完全没有被柴米油盐淹没。
黄觉和麦子属于不同的频道，但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是一样的人。麦子是独生女，有自己很强大的内心世界和个人魅力。她的突然出现让黄觉觉得不一样。黄觉当时的心态，个人的自由空间让他觉得很满足。“就很奇怪，突然间冒出这么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生活。自己的生活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麦子没有在任何事情上限制过他，黄觉说不想结婚，麦子说好，黄觉说可以生孩子，麦子说好，最后有了孩子，不结婚好像又不太好，黄觉说结婚吧，麦子也说好，你想怎样就怎样。
黄觉和麦子前一阵在为拍婚纱照较劲。麦子老想拍一套婚纱照，黄觉结婚有两个条件，不拍婚纱照、不办婚礼，现在上了“贼船”，麦子要拍婚纱照，要办婚礼，这也让黄觉偶尔感到头疼。黄觉想了不少办法希望能搪塞过去，他觉得婚纱照的形式感已经过于形式感了，“我是个刺头，既要形式感，又要反真正形式感的东西。每次看到拍婚纱照，被摄影师呼来唤去，疲于奔命，新郎和新娘笑得很假的场景，就觉得美好事情的背后其实挺沮丧的。”
如今他从抗拒到已经接受了，但是黄觉还在想怎么才是一种最自然的方式，但麦子好像又没有那么迫在眉睫。他又觉得可以放松一阵，“缓一下。”
每次都嘴硬 没别人想象中那么酷
黄觉刚跟麦子认识的时候，把她从法国接回来，决定一起生活，带她去参观了自己刚装修完的房子。两套三居室打成了一个一居室，里面所有地方，包括厕所都没有门。麦子走进厕所，坐在马桶上就很焦虑，觉得以后怎么在这个地方上厕所。
黄觉刚和麦子在一起时，去宜家买了一堆东西，帮麦子搬到朋友家，搬完东西，麦子说我睡一会儿，就在朋友的床上睡了。黄觉说那我也睡一会儿，在客厅的沙发上倒头就睡。这是他第一次见麦子的朋友，就在沙发上，张着嘴呼呼睡。
黄觉没什么防备心，对世界永远热情拥抱，他从不设防，“各种感受都可以来，让我去感受所有的未知。”
“你看我像有执念的人吗？”他说，有一次，一个记者跟着他到国外采访了好几天，聊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问了他一句说，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没有麦子，可以吗？黄觉当时回答，我可以。第二天再见记者时，黄觉说，能不能把这句话去掉，会伤害到麦子，“但记者没把这句话删掉，反而还把这句话强调了。”
他并没有因此生气，他只是有一点丧气，自己怎么是这么一个表里不一的人，“我内心是很在意家庭，是想说没有麦子不行的，但我嘴硬，又不想表现出来那么柔软的一面。”
黄觉小时候特善良，以至于有时候会被妈妈干预，让他心肠硬一些。长大后，黄觉一直生活在这种“软”和“硬”的冲突当中。“我就是一个日系小清新、性冷淡，很森系，但我的长相又不是那样子。”所以，黄觉故意穿红戴绿，很浮夸地打扮自己，用艳俗的外壳包裹着自己柔软的心。
“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酷，是一个特别心软的人。”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人物摄影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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