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张莹 冯玉婧
历经１３亿年旅行，宇宙中两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抵达地球，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４日被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ＬＩＧＯ）捕捉到。这一发现填补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验证的最后一块“拼图”，是人类探索自然的又一个里程碑。
美国领衔的引力波探测，为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沉寂”的基础研究带来新活力，也显示了美国的科研实力。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体系的源头，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面对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各大国如何保持基础研究活力？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引导企业参与
基础研究往往短时间看不到“产出”。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提出狭义相对论质能方程时，并未预见它在４０年后会成为核能的理论基础。如今，为使基础研究成果尽快见效益，一些发达国家吸引企业也参与进来。
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近两年来，加大了对前沿领域的引导和投入，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下一代半导体等多个领域推出国家战略，明确了探月和深空探测路线图，努力在超算等领域保持领先。
美国政府推动的科学战略一大特点是“政府－研究机构－企业间的互动”。以今年９月公布的《量子信息科学国家战略概述》为例，该战略提出成立美国量子联盟，将学界和产业界组织起来，通过公私联合融资等方法，跨越量子科学基础设施和技术上的鸿沟，确保美国在量子计算的领先地位。
自己的科学发现被其他国家抢先商业化，英国科技史上曾多次吃这样的亏，电话、青霉素、单克隆抗体等都是如此。为了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不再错失机遇，英国政府斥资６１００万英镑，在曼彻斯特大学建立国家石墨烯研究所，推动石墨烯材料的研发及应用。目前，该机构从英国政府和欧盟获得资金支持，与超过８０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进入２１世纪，日本年均产生一位诺贝尔科学奖项得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王世强教授认为：“日本基础研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选题时就注重解决实际应用。”比如，２０１４年三位日本科学家凭借“蓝光二极管”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之一中村修二就在美国创立了自己的企业，研究和生产发光二极管。
科研资助“跟人”
在科研立项、人才及成果评价方面，发达国家有一套完善的“同行评议”机制。“英国一直采用‘霍尔丹原则’——由研究人员而不是官员决定科研经费的使用，这非常重要。”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伊恩·沃姆斯利说。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认为，美国科研政策最值得借鉴的是“以人为本”的资助方式。为什么美国科学家能静下心做原创性研究？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有创新思想的个人给予滚动式支持，而这一机制的基础是同行评议的水准。
王小凡介绍，美国科研项目评议除了评成果，还要评科研人员的研究记录，并设立一部分资金，对具有创新想法的人给予５到７年的较长期支持，根据分档次的动态评价确定滚动年限。如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全部资助都“跟人”，国家癌症研究所和“脑计划”等一些大科学项目也有类似机制。
比利时２０１６年启动“卓越科学”计划，在４年内出资约１．２亿欧元资助一些杰出的基础科研项目。比利时法语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阿卢安介绍，为了项目初选，他们“动用了１２００位国际专家，最后由一批知名科学家组成的评选小组确定３８个项目”，涉及生物学、医学、人文科学以及跨学科领域。
基础研究具有不可预知性，立项时往往不知道哪些方向会出成果，资金滚动式“跟人”符合科研投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思路。比如，美国量子计算战略就提出向各家研究机构小额投入并支持竞争，认为“新应用和平台可能来自还未发明出来的协议和方法，因此政府应该保持活跃和多样性的平台”。
国际合作升级
２０１７年，ＬＩＧＯ项目组因引力波探测成果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一个开放的组织，它吸引了世界各国１１００余名优秀科学家，被称为“最强大脑旗舰队”。按照一系列复杂的章程，该项目组通过委员会协调众多机构和科学家工作。
这代表了一些大科学项目的组织模式：通过升级创新的多边合作解决耗资大、周期长、多学科交叉的科学难题。“大项目需要做的事情特别多，相互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推动科研的进展，碰撞的火花才会层出不穷。”ＬＩＧＯ项目组成员、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陈雁北介绍。
数据显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牵头，在各科学领域组织实施的具有代表性的大科学国际合作计划有５０多个，包括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欧洲非相干散射雷达等，中国参与２０多个。下一步，中国将从大科学项目的“参与方”走向“主导者”，牵头“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新一代巨型光学反射望远镜“三十米望远镜”等国际项目。
除了多边科研合作，名目繁多的各国双边合作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印度作为科技后发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搭快车”，近年在分子生物、农业、医学、燃料、航天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学科都取得显著成效。（参与记者：周舟、张家伟、谭晶晶、华义、潘革平、赵旭、张毅荣、付一鸣、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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