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顺开与他的“金拐杖”
严顺开与他的“金拐杖”
口述者：严顺开
采访整理：王岚
采访地点：上海滑稽剧团
采访时间：2007年3月23日
【口述前记】严顺开，1937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后任上海滑稽剧团演员。从影前一直活跃在舞台上。1980年初次在影片《阿Q正传》中饰演主角阿Q，获第六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瑞士第二届韦维国际喜剧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金拐杖奖”，影片获葡萄牙菲格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第三届“金鸡奖”最佳服装奖。后在《鼓乡春晓》、《女局长的男朋友》等影片中主演角色。1984年主演的影片《阿混新传》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1988年自编自导自演喜剧片《阿谭内传》。从艺50年中，创作了许多观众喜爱的舞台和影视艺术形象。
严老师您好！都知道您是位大名鼎鼎的滑稽戏演员，连续好几年都上了春节晚会，这在上海是不多的，可以说是没有的。人们非常喜欢您在舞台上的形象。但是我们今天想找您谈谈电影，谈谈您的第一个银幕形象——阿Q。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可是为什么要选您这位滑精戏演员去演呢？
阿Q是我上世纪80年代初扮演的第一个银幕形象。我知道当年选阿Q扮演者，选了好多人，但是上影领导觉得都不太合适。我那时在上海滑稽剧团，有一天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鲁韧的电话，要我去他家。在他家里，鲁导演把我介绍给了上影厂另外一位导演岑范。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关于阿Q的比较多，人物性格、社会背景等等。巧的是这之前，上海芭蕾舞团正要排练芭蕾舞剧《阿Q正传》，有位姓蔡的同志来找我，要我就整个戏的结构等帮着出出点子。记得还有位作曲的，我们三人在一起碰头讨论过，我回去后就带着任务看了许多相关的书籍。所以，当鲁韧和岑范两位导演问我关于阿Q的问题，我回答得还是比较好的。他们也比较满意。后来找我去拍剧照。当我知道他们想让我演阿Q，我觉得这个角色我能演，我行的。但是领导上有不同意见，当然这是后来知道的。一开始我蛮伤自尊的，一遍又一遍地演小品，试拍，拿我当什么？我就不肯去了，心想就在舞台上演演算了，不管怎样，自己也是上海滑稽剧团的宝贝儿子。后来，还是岑范导演坚持说：这个戏非严顺开我不拍了！所以说，没有岑范导演，也就没有我严顺开演的这个阿Q。后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黄佐临院长曾经对他的女儿著名导演黄蜀芹说：假如我来导演这部电影，阿Q这个角色也该严顺开来演。原先陈白尘这个戏是为赵丹写的，但是赵丹再好，年龄方面不合适。这些话，对我是最大的鼓舞和安慰。
阿Q是鲁迅先生笔下一个虚构的人物，鲁迅先生对其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知道自己要演阿Q这样一个角色，您怎么想？您愿意演这样的角色吗？
阿Q虽然是鲁迅先生创作的一个文学形象，但是大家对这个人物都很熟悉，好象这样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胜利法”许多人也都知道。要演好这样一个角色确实不容易。上影厂在选谁演阿Q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好长时间。这部电影是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而拍的，与此同时还有北影厂的《伤逝》，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药》等。
那年《阿Q正传》是上影厂的重点片，厂里非常重视。不久，我接到通知先去下生活，在浙江绍兴，排小品等等。上影厂去了六、七位领导。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对自己有信心，而他们好像对我不放心。每次试拍后，导演就会问当地人，我演得像不像？我当时压力真的很大。每拍一批，样片赶紧送回上影，我们就在那里等消息。等到第三、四批样品出来送审后，在绍兴接到上影厂的电话，说严顺开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听到这消息，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眼泪也下来了。只是等到正式开拍时，还是有点紧张，当时是横下一条心来的，反正已经骑上马背了，只有豁出去了。其实，我也怕演砸了对不起岑范导演，对不起上影厂。
这个人物看上去很不讨人喜欢，您是如何演好这个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的悲剧人物的呢？
这部电影有700多个镜头，其中600多个镜头是阿Q的，阿Q是绝对主角，《阿Q正传》也可以讲是这个人物的专题片，所以任务非常吃重，压力也蛮大。当时有人好心劝我，说你只要用三分之一的功夫化在主要镜头上就行了。但我不，我是第一次上银幕，我一个镜头都不舍得放弃，远景近景都不肯放弃。我是用全部的真心真情去演这个人物的。当年听说大戏剧家洪琛也想拍这部片子，曾经写信给鲁迅先生，先生回了一封信，讲“此刻没有这样的明星，搞得不好就搞成滑稽戏”，鲁迅最怕把阿Q拍成滑稽戏。上影厂领导大概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开始对由我演阿Q并不看好，没有想到最后偏偏还是由我这个滑稽剧团的演员来演阿Q这个角色。所以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人物演好。
说老实话，这个人物是比较难演的。难把握，幅度大了，容易把他当成是精神病人，但要是演成正常人，又不出彩了，这就需要掌握好一个度。我非常同情他。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把阿Q这个人物拍成动画片比较合适，像《半夜鸡叫》这样的。
阿Q是个普通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也有七情六欲。他的兴奋点比较多，这是他有别于常人的地方。他不懂控制，不知掩盖。到最后心里不敢有愤怒，这是最痛苦的。未庄地主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他自称“姓赵”前去祝贺“蹭饭”，被痛打一顿，地保还乘机敲了他200文酒钱。阿Q向赵府女佣吴妈求爱不成，还酿成一场“爱情悲剧”。他除了挨了棒打之外，还被迫买了香烛去赵府叩头赔罪，弄得倾家荡产。辛亥革命爆发竟使阿Q忽然神往起革命来，他觉得自己似乎就是革命党了。阿Q在梦里实现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伟大愿望。但是，现实中的阿Q终究没能成为革命党。可怜的阿Q还没来得及弄清革命的真正含义时，就成了“惩一儆百”的牺牲品。在赵太爷父子的诬告下，知县大老爷和把总大人把他投进了监狱，胡里胡涂地充作抢劫犯被杀害了。
拍这部片子时，我心里常常是空落落的，常常流泪，阿Q就像我的父辈或者祖辈，我太同情他的遭遇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儿不嫌母丑。现在有些电影，丑化人起来无边无际，这是不对的。
拍《阿Q正传》的时候，黄佐临老院长希望您能成为一名“混血儿”，把话剧、滑稽戏和电影的精髓融合在一起，您自己觉得做到了吗？
我尽量做。1963年我中戏毕业后，是黄院长把我要到上海，进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下的滑稽剧团，也是老院长黄佐临发现了我潜在的喜剧因子。可以说，没有老院长黄佐临，我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条从艺之路，也许一直在北京演话剧。我非常感激他。
《阿Q正传》是中国在解放后第一部正式参加嘎纳电影节的影片。凭借阿Q这个人物形象，您获得了1983年第六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和第二届瑞士国际喜剧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成为中国唯一一位获得“卓别林金拐仗奖”的演员，您得知获奖消息后，是什么反应呢？
说起这部电影的得奖，还有一个笑话。当时我在苏州拍电视，一次坐上一辆出租车，那司机看了我一眼讲，严老师啊，你演的阿Q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了。我根本不相信，说不会的。可那司机认真地讲，一定是的。我当时心想，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一个出租车司机怎么会知道？开玩笑吧。可我越否认，他越是跟我急。
那个司机说的没错，《阿Q正传》确实在国际喜剧电影节上获奖了，只是我那时还不知道。获奖的消息是现在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专程到我爱人的单位去告诉她的。那时候通信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所以，当我从苏州回家后，我爱人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是真的。
您去领奖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去呢？
没有人通知我去，等我知道已经是过去式了。那时不像现在，去国外参加个电影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一年的颁奖仪式上据说没有一个中国电影人，连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后来主持人不得不问现场有没有中国人？听说一位在座的《光明日报》的记者才上台代领了奖，然后再把奖杯什么的带回国。到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我受到邀请去瑞士电影节当评委，还应邀去了卓别林的家访问，卓别林是我很欣赏的一位艺术家，他的小女儿和夫人接见了我，她们非常的热情，我还和她们一起合影留念。
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居然没有人通知主要演员？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怎么会这样？
以前，对于要不要到国外去，拿什么电影去，是政府部门在管，属于政府行为；现在是一批导演自己在忙。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人受邀到国际影展当评委还是凤毛麟角，在这方面看来您是开了风气之先。您懂英文吗？
不懂。当时做评委要懂英语或者法语，我以前读俄文的，所以电影局和外事局给我配了个翻译。我在那里看了很多电影，很受启发。
当时是1982年，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的思想意识里，落后保守的成分还比较多，而您演了一个代表落后和愚昧的人物形象，您担心过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受损吗？
我很自豪能演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个人物，而且我把他演得观众都能接受，所以到现在，人们还叫我阿Q。
当您在事业上或者生活中受到挫折时，您是否也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我解脱？
其实许多人都会这样做的，阿Q的性格非常有典型性，有代表性，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阿Q正传》是您的颠峰之作，后来，您在银幕上的形象或许更正面更健康了，但是从表演艺术上来说，是否都没有超过阿Q呢？
阿Q之后，我在银幕上的人物都和“阿”字辈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阿混、阿谭等等。《阿混新传》的导演是王为一，是位老导演，影片后来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阿谭内传》的编剧是我和赵化南，描写的是一对夫妻分居两地，我演那个去台湾做生意的男人，两岸分隔，我不娶，她不嫁。这部电影我是自导自演，当时还和厂里签了合同，超过多少奖励多少。上映后大大超过了原先的合同约定，可是没有得到一分钱，他们大概忘记了。
这时候就需要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调节了。
只能这样。
其实，更多的还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吧。据说您现在十分关心老龄化问题，拍了好几部这方面的戏和小品。祝愿您也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时让更多的观众分享您的快乐。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