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2%，同年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四的城市对应的占比分别为51.5%、37.0%、24.9%、22.6%和14.7%。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占比明显偏低。重点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城市人口分布结构，还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打造新一线城市的战略意义
首先，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新一线城市有助于疏解现有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城市压力；其次，一线城市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具有资源集聚的优势，第三产业占比较高，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较多。明确新一线城市地位与建设方向，有利于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进入；最后，根据姚余栋-管清友梯形城镇化理论，只有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走“梯形”（多个首位城市）城镇化道路，才能既提高城镇化人口容量上限，满足中国城镇化发展需求，又防控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楼市泡沫问题。
其次，打造新一线城市，有助于打破现有一线城市的人才、资源垄断格局，通过辐射效应，以点带面，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新的一线城市形成后，将成为区域增长极，打破现有四个一线城市的竞争优势，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四大经济板块+三大支撑带”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通过建设以新一线城市为基础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进一步刺激消费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同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打造新一线城市绝不是放弃二、三、四线城市的发展，而是要发挥新一线城市在区域发展上重要的中心作用，拉动二、三、四线城市进一步发展，形成更为合理高效的发展格局。
再者，打造新一线城市首先能有助于补短板。新一线城市建设会带来人才与资源的集聚，增加服务供给，使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还能帮助去产能。短期来看，新建和升级基础设施，会增加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的局面。中长期来看，新一线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可扩大总需求，提高相关产品的产能利用率。
必须要在新一线城市落实共有产权房、租售同权等新的房地产和社会服务政策，保证更多的人住进新一线城市。这样既能平抑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又能带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这是打造新一线城市的重要意义。
打造新一线城市的核心思路
打造新一线城市，需要创新现有的央地政府关系，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限，在吸收外资、土地制度、价格体制、税收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一是将潜在一线城市列入计划单列，使其拥有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甚至可以高于计划单列市。
二是根据经济、历史、自然等因素，综合考量未来发展情况，合理规划潜在一线城市的发展空间，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一线城市发展预留空间。
三是在现有立法领域的基础上，扩大潜在一线城市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立法事项范围，赋予更大的立法权。
四是在户籍、教育、医疗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及时调整，解决人才进入的后顾之忧，吸引人才长期定居。
五是在打造新一线城市时，应抓紧我国养老产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逐步完善的重要时间窗口，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方式加快养老产业的培育与繁荣，迎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六是在制定交通、物流、能源等规划时，考虑相关城市未来需求的增长空间，提前布局，向潜在一线城市倾斜。
七是在符合金融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大力发展民营银行、鼓励直接融资等，加大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力度。
八是在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潜在一线城市的国企改革进程，激发经济活力。
九是通过采用加大创新经费支持、对创新活动的支出给予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创新，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打造新一线城市的实施路线
一线城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分为量化的经济、金融、人口、创新和房价指标及定性的节点指标两大部分。
经济指标，可选取的经济指标有三个：一是GDP，较大的经济体量是成为一线城市的必要条件。二是人均GDP，人均GDP越高，居民可以享受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三是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吸收就业的能力越强，经济发展通常也越具有持续性。
从2016年GDP看，有12个城市的GDP超过1万亿，除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外，非一线城市天津、重庆、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青岛紧随其后。 从人均GDP数据看，深圳、苏州、广州、无锡、南京、长沙、杭州、佛山、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宁波等城市发展水平较高，已突破10万大关。从产业结构看，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深圳的三产占比超过60%，服务业较为发达，吸收就业能力较强，济南、南京、厦门、哈尔滨紧随其后。
金融指标，我们选取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来衡量城市的富裕程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量来衡量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截至2016年末，存款余额最多的十座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天津、南京、苏州。2016年10月末，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量排名前十的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广州、成都、南京、宁波和武汉。北京、上海、深圳三个一线城市金融指标遥遥领先。另外杭州、苏州表现突出，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北上深，总市值突破万亿。
我们选取有常住人口数和常住人口净增量为人口指标。存量人口规模决定了城市的总需求，人口集聚是一线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净增量则反映了城市的吸引力。
从2016年常住人口看，1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分别位列第2、第3、第6和第7，人口集聚是一线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重庆常住人口最多，高达3048.43万人，成都和天津人口分别为1591.80万、1562.12万，分别位列第4和第5，石家庄、武汉、苏州三个城市刚超过1000万，从人口规模看具有成为一线城市的潜质。从增量人口看，2016年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人口调控较为严格，增加不多，广州和深圳则相对开放，两地各新增50多万常住人口。非一线城市中，成都最为宜居，常住人口增加了126万人，重庆、长沙、杭州、武汉、郑州、天津等非一线城市纷纷开始“抢人行动”，为吸引人才，各施奇招。
我们特别选取新增专利数，作为城市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
将2016年新增专利数进行排序，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创新能力分别位列第1、第2、第3和第5，与一线城市资源集聚对人才形成较强吸引力有关。非一线城市中，苏州达到5.4万件，位列第4，与外资经济发达有关；重庆、成都、西安、天津和杭州等城市创新能力较为突出，新增专利数超过3万件。
我们选取最新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房价收入比作为房价指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不可或缺的指标，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总体来看房价与城市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一二三四线城市间逐次递减。房价收入比反映购房压力，为住房总价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住房总价等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与城镇家庭户均面积的乘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按201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6.6 平方米计算；家庭可支配收入等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家庭户均人口的乘积，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按2015年国家卫生计委公布的3.02人计算。
2017年上半年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深圳以54606元/平方米位居榜首。上海和北京分别为47623元/平方米和43427元/平方米，排名第2和第3。厦门以35271元/平方米在非一线城市中遥遥领先。其他超过20000元/平方米的城市有珠海、杭州、南京、苏州。广州是唯一未超过20000元/平方米的一线城市，均价为17115元/平方米。一线城市多为高房价，一方面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也与资源集聚下人才涌入有关。房价收入比和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的排序高度相关，前四位为深圳、上海、北京和厦门，房价收入比均超过20。
综上所述，杭州、天津、南京、苏州、成都、武汉等城市在经济、金融、人口、创新和房价等五方面的量化指标上表现突出，有成为一线城市的潜质。
打造新一线要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为重要节点城市带来发展机遇。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重要节点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兰州、西宁、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
长江经济带也是重要的国家战略，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按照城市层级，分为一级中心城市：上海和二级中心城市：重庆、南京、武汉、苏州、杭州、南昌、成都、无锡、宁波、长沙、合肥。
京津冀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致力于打造第三大增长极和城市群。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逐渐明晰，“两核三轴一带三重点”格局基本形成，“两核”指京津双核，“三轴”指京津塘主轴、京-保-石拓展轴、京-唐-秦拓展轴，“一带”指沿海经济带，三个重点开发地区包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工业区。廊坊、保定、唐山、沧州、天津、石家庄等城市将从中受益。
高铁线路与站点的普及，增强了相关城市的交通通达程度和辐射效应。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了构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从所公布的“八纵八横”各线路主要途经城市看，北京、上海除西藏外可以通达其它所有省市，而合肥、西安、郑州、重庆、长沙、杭州、福州、深圳、南昌等城市的枢纽地位获得提升。
综合考核上述的各项量化指标与节点城市，我们认为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的城市有杭州、天津、南京、苏州、成都、武汉，而重庆、宁波、青岛、厦门、西安、无锡、长沙、郑州和合肥有望成为准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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