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话题已不再新鲜,可由法院对这一话题作严肃研究还是比较少见。最近,甘肃合水县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关于遏制高额彩礼情况的调查分析,其中提及,该县城乡平均彩礼从2012年的7万元左右攀升到2016年底的15万元左右。农村最高彩礼已达到20万元左右,城镇最高彩礼也达到12万元左右。
今年年初不少媒体报道全国彩礼地图,尽管这样一份地图并没有什么新意,但几乎每年春节期间都会如法炮制,可见彩礼话题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无论是受到彩礼压力的待婚青年,还是已婚的过来人,都容易在这个话题中找到共鸣。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彩礼风俗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有的地方彩礼压力极大,而有的地方这种压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们喜欢从这种差异中分析地方文化,并试图从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彩礼风俗是如何形成的,高额彩礼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对此有很多说法。一般而言,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彩礼压力反而更小,经济落后的地区彩礼压力反而较大。对此有一种常见的解释,认为经济发达地区面临高房价问题,双方父母对此都有体会,因此不会在彩礼问题上过多计较;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面对的房价压力相对较小,新婚夫妻完成彩礼这笔支出后,不会再面临类似的大额支出。这种分析相当于认为,各地都存在彩礼风俗,只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打了相应的折扣。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彩礼逻辑远比上述分析来得复杂。以往的研究发现,彩礼之所以存在并造成社会压力,背后有一条复杂的逻辑链条。通常认为彩礼利于女方家庭,即通过女儿出嫁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舆论据此将问题指向女方父母,认为彩礼压力即由他们导致。女方父母漫天要价、因为彩礼不够结婚当天女方不肯下车,人们依据此类新闻想象并构建贪婪的女方父母。这些新闻呈现的彩礼景观,将女方家庭——— 无论是父母还是待嫁的女儿,视其为维护彩礼风俗的堡垒,认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可有学者的研究发现,彩礼风俗其实也有利于男方家庭,因为女儿出嫁获得的彩礼收入,通常会作为儿子结婚所需的彩礼,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呈现。如此一来,就很难说到底哪一方是彩礼的赢家,彩礼可能只是一种利益分配,通常情况下会保持一定的平衡,之所以造成压力,可能与一个家庭的特殊情况比如男丁多有关。事实上,农村光棍现象经常是因为家庭兄弟多父母无法承担彩礼造成。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长期维系的彩礼制度一旦被废止,对于部分家庭,比如说女儿较多的家庭,无疑会带来利益的损失,因为牵涉的利益很大,所以短时间内可能难以推行。废止彩礼制度绝不是简单的移风易俗,还会造成相应的利益分配问题。如今的中东部地区之所以会在彩礼制度上有所放松,主要得益于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外地媳妇或外地女婿等于一股外部力量,会打破以往的平衡。高额彩礼退出舞台,绝不仅仅是人们思想觉悟发生变化导致的,观念只会锦上添花,促成改变的主要靠社会流动促成新的社会趋势。像甘肃合水县的高额彩礼现象,或许也只能寄希望于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来慢慢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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