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彻底干掉他的自我，是绝对不可能的——理想也是如此。
但在今天，说到 “理想”，已然是一种社会隐痛了。这正暗示了某种秘密：“理想”在今天的命运，大概就是无数年轻人——无论他是大学生、白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公务员——以及这个社会的命运，反之亦然。
被压抑到内心深处的“理想”，它所指向的现实，还有未来，似乎隐含着某种玄机。
撤退的理想
现在是2013年9月，也就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平淡无奇，天气正在转凉，中国人所置身的政治社会环境，正起某种微妙但明显的变化。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多东西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么的让人郁闷、焦虑、迷茫。
但当我们企图用“理想”这把钥匙，打开年轻人群体的内心，以及社会结构的密室时，这是一个必须强调的时间节点。
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到“理想”时，我们暗中已经站在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地平线上。但从那儿出发，来打量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有理想，只是一种时空倒错。
在社会的深层变迁中，过去的“理想”的内容，以及精神特征，已是一套年轻人在心理上无法体验到的语言了。“理想”一词在过去的所指早已过时，但它的“能指”仍然在活跃，就像这些年轻人群体，其内心的渴望无论多么受挫，也从未熄灭一样。
很清楚，理想在今天的青年身上并没有死，是它的内容变了，对应着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深刻裂变。
《南风窗》记者在一个以白领、大学生为主体的小范围群体内作了一个调查。结果并不让人吃惊：理想，仍然是一个大多数人无法遗忘的词语，轻易地刺激出他们的怕和痛，他们内心对未来的坚守。理想，仍然是他们在残酷的世界中往前走的拐杖。
丢失这根拐杖是无法想象的，甚至是逻辑上不可能的。
只是，它太痛，而且似乎还对应着可能会带来伤害的天真。因此，就整个社会的语言模式而言，当一个人在生活中、学习中、工作中，力图自我超越时，采用了诸如“梦想”、“愿望”、“价值”、“目标”等词语，来进行替代性的表达，从而来给自己在心理上疗伤。
这就是今天的“理想”的某种实质：它已经世俗化，已经被祛魅，不再望向天空，而是关心脚下。它的内容，就是在高房价的盘剥中，能够买上房子，不再当租奴；能够找到一个好点的工作（能考上公务员那是最好的了），工资增长能追上CPI；能够结婚，找到一个可以爱自己的人；能够实现某种人生规划，体现自己的价值；能够没病没灾，生活稳定……
换言之，这种理想，不再是对生活的超越，而就是对生活的保障、对生活的改善本身，以及在社会生存竞争中、心理竞争中，获得安全感、价值感的目标图景、精神激励。
另一方面，即使一个人关心政治，关心经济、社会的走向，看起来好像是有了点超越个人自我关心的理想，他仍然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在关心他，他才去关心前者。他这么想，这么做，不过是希望能够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利上、环境上的保障。
这本身就是一种被动性的防御。
心理保护机制
可以看出，今天的世俗化理想，其实是多么可怜，它只是为了得到安全感——人们因为害怕得不到，还不敢用“理想”一词来说。
而也是因为安全感的缺乏，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不得不在精神上、心理上撤退。
尽管如此，理想仍然遭受到各种挫败。也许可以说，理想在今天的命运，就是受挫。
具体就是：广大屌丝群体在社会生存竞争中，被固化的不公平利益格局，以及物质主义下的心理竞争所塑造的自我期望挫败；而官二代、富二代群体，被其阶层所掌控的利益秩序，以及这个阶层的心理环境在精神上挫败。
对于这两类年轻人群体来说，想象出一种不同于现在的生活方式是艰难的，因为想改变一下强势阶层剥夺弱势阶层的利益格局，都困难重重。一种带有暴力指向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不支持大多数人内心的理想。官二代、富二代，不得不在心理上，牢牢地附着、寄生于这个阶层结构，而屌丝群体则无法挣脱。
这都不符合一个人的本性。但那又怎样？
很清楚，理想，正如进入了某个具有压抑性环境的一个人的自我一样，只能被纳入一种心理的保护机制：它不得不这样出现，这样来表达。因为，再坚持不切实际的理想，再超越世俗生活去玩那些宏大叙事，不仅得不到什么精神关怀，什么人生意义，而且只能抽空生活的基础，给自己带来伤害。
个人在环境面前往往是被动的。这一心理保护的背景，是社会变迁的机制。
可以发现，当一个时代，某种社会背景，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具有“半信仰、半功利”色彩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体系来召唤，来整合，唤起人们对未来的确定预期。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这样，80年代也是这样。但是，当这一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体系不复存在，而且人们对未来没有了确定性预期，理想是一定会跌落，一定会世俗化的。
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盛行，除了压抑后的政治清明，还有“现代化”这么一个让人兴奋的东西。它似乎言之凿凿地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出现。其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伟大抱负，给了人们明确的心理预期。不需要心理防御，活在这种魅化的理想中，人是幸福的，人能够超越世俗生活，是因为既可以赋予现在的生活以意义，又可以相信会有更好的生活。
但它很快烟消云散。20世纪90年代，马上对这种理想主义进行了祛魅。被确定的未来，其确定性开始黯淡，而“现代化”被还原成世俗的物质主义，以及阶层的博弈进程。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不再适合80年代的那种理想的存在，它已显得是多么的天真可笑。
此后的社会演化进程，不过是加剧了90年代露出历史地表的那些东西：越来越物质主义；越来越功利、浮躁；阶层分化越加明显，终于固化……在今天，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某种曾经想象的未来，在改革的异化、艰难中，慢慢失去预期——这种挫败感的心理冲击非常惊人。
这样，“现代化”这一套彻底祛魅。人们被还原成为世俗生活而挣扎的社会原子，深陷于影响到生活的制度结构、社会结构中，无力挣脱。这种社会变迁的机制，还怎么可能让人具有那种超越性的宏大理想呢？
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没有了经典意义上的理想的年轻人是无辜的。他们还能怎样？
理想的出口何在？
无论是什么理想，超越性的，或世俗性的理想，都需要一个出口，它们是一种可以被整合成集体表达的心理能量。
一种秩序再坚固，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受挫的世俗化理想，比如人们买不起房，如果是零散的，其冲击对象也许只是自己，自己的身边人，或社会上的一些人，但如果它们形成可以相互传染的社会情绪，冲击的，那就是秩序了，虽然，它在时间上是不确定的，只是一个趋势。
不可能再逃避的一个命题是：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可以给年轻人受挫的世俗化理想，以及更年长一些的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想象以一个什么样的出口呢？当年的“现代化”所指向、允诺的很多东西，在今天，或者未来，能成为人们生活的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吗？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结构里，自我实现又在哪里？
强调这一点是有必要的：理想的世俗化，作为一种撤退，如果其命运只是受挫，那么，在人们心中燃烧起希望和自信是艰难的。被破坏的心理结构，会刺激出人在精神上、行为上的破坏性，并渗透在整个社会中，使一切显得更加没有预期，更加黯淡。
但当然，应该为世俗化理想的受挫，应该为它的出口承担责任的，从来不只是具体的权力主体，或抽象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很多年轻人，和所有人一样，大概也是一个连世俗化理想都可以挫败的社会的合谋者。
从权利的角度而言，选择退回世俗生活、自我世界；选择自甘沉沦、精神空虚；或者选择只是在顺着阶层之梯往特权阶层上攀爬，都无不可。但精神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在精神上对自我责任的放弃。而如果这些选择变成一种集体选择，那，普遍受挫就是必然的。
可以肯定，无论是富二代热衷于玩那些可以让他们形成群体的自我认同的私人偏好，还是“90后”农民工对政治社会的诸多命题漠不关心，或大学生一心只想着考公务员，都会加剧，而不是改变这个让他们压抑的现实。
这个逻辑从来没有变过：你不关心超出你自身利益的东西，你的自身利益也得不到，即使得到也守不住。这些超出自身利益的东西，就是政治、社会的关怀——它们的超越性，在今天，并不是超越个人利益，而是要超越自我主义的狭隘眼光。
毕竟，牢固确定的权利才是利益、安全感的保障；一个能够给予人们安全感，不那么残酷的社会，才可能让理想，让人们内心的渴望自由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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