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40年前的全国数学高考题oo文理同卷，你会做吗？
(答案在后面)
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数学试卷（参考答案）
附：重温1978年全国高考
【注：关于1978年高考的文章】我们回想起1978年7月20日，这是当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7月20-22日，600多万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走进考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结婚生子，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几岁，最大的30岁，他们在一起经历了这辈子都难忘的三天。
那是怎样一个令人回忆起来就心潮起伏的年代呀。1977年初，我国面临的是一个政治僵化、经济解体、教育断层的百废待兴局面。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以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变“文革”中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为“文革”前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放宽了年龄和职业要求，并决定在当年底（指1977年）就举行“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教育事业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它震动了整个教育界，牵动着亿万家庭，它让全国多少个这些年被耽误了的有志青年重新看到了读书的希望。
1978年4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由全国统一命题，夏季再次招生。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2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文章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要求各级领导“要注意听取广大青年的意见和要求，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复习功课，统筹安排好他们的工作、生产、复习和休息，提醒他们注意劳逸结合。对青年的复习问题不理不问，漠然置之是不对的。冷嘲热讽、甚至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阻拦考生复习功课，更是不对的。”
关于考生的“政审”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9月19日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指出：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此次评论员文章再次强调：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进一步摈弃了出身、血统、关系、户口等不公平因素而采取能力、学识、自身素质等考生的个人因素，重塑了社会的公正，因此它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衷心拥护。
4月27日，《人民日报》又传来喜讯，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等院校。国家为了多招人才，把当年考生的年龄放宽到30岁。当时还有一项特殊规定，即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一政策解除了像许多大龄青年、特别是那些已婚拖家带口的高龄考生的后顾之忧。有人就是在那年从工厂考入大学，带着8年工龄每月40多块钱的工资上的大学，竟然成为班里的“最有钱人”了！
犹如久旱逢甘雨，在那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个梦想上大学的青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们白天在车间或农田里干活，利用每一分钟休息时间偷偷看书，晚上则是挑灯夜战，复习荒疏了很久的数理化和历史地理知识。在那个连看书都不容易的年代，很难找到复习资料，特别对于那些没有上完中学就去内蒙古和北大荒的兵团战士、工厂青工和插队青年人来说，多年离开学校，老师教的那点数理化早就随着汗水滴进广阔天地大课堂了。很多人都是找来中学数学书进行恶补数学的。有些是应届毕业生，算是幸运的少数一批人，但由于他们没有被选进补习班，也都没有完整的复习资料。
不能进补习班，就靠自学，没有复习资料，就从在补习班学习的朋友那里借。我们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5点钟起床，先去院子里跑步，等天亮了，人也从半睡半醒中清醒过来，便在院子里开始复习功课。院子里每天都能看到刻苦学习的身影，每个人都是手里拿着课本，嘴里嘟嘟囔囔地小声发音。7点多一吃完早饭，大家便去外语学院的图书馆自学，那里有一种学习的气氛，我们幻想着有一天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大学生。我们晚上学习经常会犯困，一个伙伴告诉我们他的经验，在椅子旁放两盆凉水，困了就把两条胳臂放在盆里，手里还可以继续看书。我试了一下，还真是很管用。凉水一激，驱走困意，人顿时精神起来了。
没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辅导，我们心里总是感到不踏实，不知道学习方法和路数对不对。幸好那时候社会上开始出现速成补习班，我们这些被学校补习班抛弃的应届生便去社会大课堂听高考辅导讲座。那时候的老师纯粹是奉献，我们听课是免费的。满满一屋子的年轻人，个个都瞪着大眼睛，听得认认真真，手里不停地记笔记。补习班，是通向大学梦想的必有之路。
下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说道：很多年以后，爸爸妈妈才告诉了一个秘密，他们曾经去学校找我的班主任老师，希望能帮助安排我进补习班。但那个一直不喜欢我的女老师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女儿考不上大学，让他们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对于一对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再也没有什么比孩子考不上大学这个结论更大的打击了。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问我功课如何了，一切任我自由发展。我后来见到那个班主任时，她已经是7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我不忍心问她对我怎么那么狠。幸好她的预言破产了，而她看好的那些她喜欢的学生却没有给她争气，几乎全都落榜了。
又盼望又紧张的7月20日终于来了。妈妈给我做了一件丝绸短袖衫，怕我太热中暑，爸爸把他的那枚男士用老旧手表借给我，以便在考试中掌握好时间，我自己则准备了一小瓶清凉油。我们的考试地点在距离我家骑自行车大约半小时路程的蓝靛厂中学（至今我听到蓝靛厂都有一种亲切感）。爸爸妈妈照常上班，我的女同学宋宁家住在民族学院，她说她爸爸会送她去考场，让我和她同行作伴。1988年我去美国费城见到宋宁，她和丈夫开车带我看费城夜景，提起一起骑自行车去参加高考的那三天，我们很感慨说难忘。我感谢她邀请我同行，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7月20日是一个晴天，清早还不太热，我收拾好准考证和纸笔，来到院子门口等宋宁，远远就看到她和爸爸并排骑车过来了。我们一路顺利到达考场门口，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有些人还站在学校外面做最后的“临阵磨枪。”当校门打开，我脑子感觉是懵懵懂懂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像在梦中一样随着大批人群走进教室，坐在简易的课桌后面的椅子上，等待着那个让人又激动又紧张的时刻的来临。当考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比平时复习的题目似乎容易多了。三天的考试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只记得吃不下东西，人感到病了一样，妈妈给我做了最爱吃的鸡蛋汤面。考试结束后，感觉自己彻底空了，脑子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被考试给榨干了。
接下来的日子似乎是空白的，公布考试成绩那一天，我揣揣不安地骑着自行车去中学看榜。我站在人群中，在墙上的大红纸上紧张地查找我的名字和分数。我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看到了我的名字和令我惊喜的分数：377分，距离文科一本分数线330分还高出了47分呀。欣喜之时，我还没有忘记看一眼正在家中生病的同学李刚的成绩，他考的是理科，分数线是350分，他的成绩是392分。我骑上自行车，飞一般地奔回家，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李刚家的三层楼，砰砰地使劲敲门，“成绩出来了。”我站在他家门口喊着，而平时我去他家时都是悄悄的，怕被他爸爸妈妈看到遭批评，那个年代男女生不来往。而这一天我理直气壮地来了。李刚的爸爸一打开门，我噌的一下子就跑到李刚的小屋里，他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一听到我给他报出392分的好成绩，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他立马来了精神，跳下床兴奋地说：“我的病全好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的婆婆在院子里碰到我说，“我儿子考上了北大，考了400多分，是房山县文科状元。他真不容易，16岁初中毕业进工厂。”她的二儿子那一年也考上了计算机学院。其实，那一代人兄弟姐妹同时考上大学并不新鲜，还有父子一起考上的呢。一位徐大哥后来告诉我，他老婆抱着孩子去北京火车站送他去上海上大学，他仍然感觉不是真实的，因为他是从门头沟煤矿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一个挖煤工变成大学生，他说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而这一天是他梦寐以求的。
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都像徐大哥一样，他们的人生转折点就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们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尚不知未来的路。37年过去了，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走过万水千山，但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还能听到在考场时砰砰的心跳。我想起作家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引用的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