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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母亲节到了，而我的母亲已辞世快十个月。想起母亲的笑容，心底依然温暖。其实在我心里，母亲永远活着。
我的母亲生于一九二八年。一九四四年，十六岁的她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的入党宣誓，是在一片坟地里悄悄进行。母亲当年的主要任务，是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送情报。抗战胜利苏区解放后，上级领导曾七次邀请我母亲南下任职，母亲一一谢绝了。
她后来回忆说，当年自己文化程度低，晕车又特别严重，出不了远门。加之那时已成家，并且有了一个孩子，所以决定留在家乡生活。
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我是最小的儿子。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母亲抱着家里的那只大花猫在摇篮边逗我大笑的样子。母亲生我的那年已经三十六岁，生活已渐渐磨平了她身上的锐气，所以我最初的记忆已无法与那个“大无畏的革命战士”相连。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是温暖的、飘着泥土气息的寻常母亲，是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糖饼、年三十给我压岁钱的普普通通的慈母。
我的父亲比母亲年长三岁，性格温厚不善言。家父年少时，在县城的烟店工作。日本人打过来时，他来到乡下，后与母亲相识结婚。一九五四年，父亲回到县城在滨海县拖拉机站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仍住在乡下。
因为父亲每月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解决全家人的温饱没有问题。可是，在我十岁的那年，家父患病，多处求医，未能治愈。一九七六年，父亲不幸病逝。
这一变故，对母亲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第一次见到母亲哭得昏天黑地。那时候，我只有十二岁，少不更事的我陪着母亲和舅妈为父亲守灵时，看见别人来吊孝时送的“的确良”布料，竟然悄悄地对母亲说：我想用这布料做一条裤子。母亲望着我，愣了许久，竟然点头答应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我是多么愚钝。
在我的少年记忆里，为了将子女带大，母亲坚强的韧劲又重新复苏起来。因为想挣更多的工分，已经五十岁的母亲直接加入到生产队男劳力的体力活中，挖河泥、推小车、挑大粪、打麦场、耕田耙地，母亲一样不落地干。
记得有一次，母亲累倒在草垛旁，是家里的狗唤我去将她背回家。母亲患有严重的咽炎，她独自一人步行近百里去求助民间医生。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劳作，母亲后来又患了肾炎，全身浮肿。但她仍爬到房顶，将漏雨的茅屋顶修补一新。母亲的这些辛劳，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我急切地盼望自己快点长大，并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努力，以后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我自幼热爱书法，读高中时又迷上了绘画。母亲见我对书画如此痴迷，并且进步迅速，便告诉我，邻近村子里有一个人，因为能写一手好字而被连云港的一个单位招去工作了。她鼓励我要以人家为榜样，将来也能靠写字画画养家糊口。
一九八三年，我应征入伍去苏州武警支队服役，这对我和母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对我而言，终于有机会离开家门，奔向属于自己的前程。而对母亲来说，她已年迈，也如愿地让我这个老小脱手了。但毕竟长这么大，我从未离开过故土，也从未离开过母亲。临走前的那几天，母亲虽然不说，但看得出她的心情是复杂的。虽然她不大识字，也不善言表，但时常躲到背地里流泪。之前从不拍照的母亲，悄悄地到镇上的照相馆拍了张照片塞进我的口袋里，然后转头就去擦拭眼泪。此情此景，我永远难忘。
后来，我从部队进入到院校读大学，再从部队转业去画院工作，一路走来，母亲的牵挂从未停息。
因为母亲晕车特别严重，她一辈子都坚守在村庄里。我时常回老家看望她。偶尔，我好奇地问起她当年参加革命的事，她微笑着淡淡地说：那时候，年纪小，基本上是做地下工作，负责联络、宣传，并不是扛枪打炮。母亲说完，爽朗地笑着，仿佛那是别人的故事。
我敬仰我的母亲，她辛劳一生，从不叫苦喊累。为革命，可以舍命；为家庭，可以拼命；而为了子女，她曾经答应我，要爱惜生命，多见证子孙们的幸福生活。
可母亲还是安静地走了。那天，大哥打电话来说：“妈妈状态很不好，我们很快就要没有妈妈了。”年近古稀且在我看来对儿女情长一向宽心的大哥，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禁潸然泪下。是啊，有母亲在，我们就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母亲在，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大家庭。我每年无数次奔回家里，就缘于母亲还健在。母亲走了，家就散了，家乡也变成了故乡。在我父亲去世四十年后，母亲终于无牵挂地去和父亲团聚了。
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到了，节日快乐！我们永远爱您！
（本文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05月13日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