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可能变为以金融战为核心，贸易和军事摩擦为侧翼。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远超GDP数字表现出的程度，中美的贸易战打得越大，美国输得越多。由于美国产业空心化，GDP中有20%都是依靠印美元注入经济循环来虚增的虚拟GDP，但这都还不是美国经济实力衰落的全部。
实际上，美国的GDP还有很多是无用的废热，第三产业形成的多是对社会有害GDP。比如美国社会兴讼成风，医药行业利润奇高。极度不公平的律师费、医疗费使辛普森可以合法杀妻、美国人均寿命下降，更不要提金融业的暴利也会贡献GDP。因此美国要想获得产品，是不可能从这么多虚幻的GDP中得到的，它对我们产品的渴求，远超我们对它市场的需要，实体经济的中美贸易是我们的卖方市场。贸易战、台湾牌不是不会打，但如果它们不是金融战的助攻，特朗普也会发现这根本没有太大油水，弄不好又成了美国血流不止的伤口。
我们唯一的顾虑是金融，这是美国仍然对我们有绝对实力领先的最后一个领域。应对特朗普，最坏的打算就是准备好特朗普最终找对战场，发动金融战。不论特普朗的第一枪在哪里打响，他立刻就会发现，军事和经济层面，中国都有很硬的钉子给他碰，唯独金融没有。即便他是个没有远见的机会主义者，金融战也会因此升级。相反，金融体系一直是我们的短板，即便未来没有开战，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已经走到了亟需创新升级的当口了。
应对这一危机有两个大原则：
第一是战术上坚决抵制，也就是当美国以最坚定的意志对中国进行金融战时要有可靠的实时对抗方案，要立足于在金融的战场上美国有可能大胜的现实，又要尽力劝服它不要打。
第二，则是战略上的。真正能有效对抗特朗普的战略变革不可能以对抗特朗普为出发点，而是需要回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命题。不管它打不打，毛泽东面对优势敌人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谓大巧不工才能胜利。我们需要建立既能和美国战略对抗，又可以避免美国式经济虚拟化的货币—金融体系；不但使我们面对美国进攻时的战术选择焕然一新、效果倍增，还真正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增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服务者。
我们的应对有下中上三策，取决于我们历史视野的长短，值得思考。
上策是以央行货币创新为引领的金融体系革新，实际上就是中央统筹推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调整优化，打造“降杠杆、用产能、促增长”的新投资体制；这在战略上以自我发展需要为主，而不以美国为敌手，但将给我们巨大的战术对抗空间。
中策是商业和国有金融机构、基金等配合央行，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规模准备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交易战，面对全世界投机者，这最多能够惨胜。
下策则是在现行的由央行总负责汇率和外储的机制的基础上逐渐放开资本市场。现在有人已经发现局面的困难，提出了“保外储”还是“保汇率”的选择题，但实际情况是只要美国决心够大，现行体制下外储和汇率一个也保不住。放开资本市场，以为国际资本进入会有稳定市场的功能。这符合教科书的玩具经济学，但不符合事实。
下面先分析美国进攻中国的战略战术，再详细讨论我们可能的战略战术应对。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金融战势在必行
战略上重视敌人，就是按最严重的设想制定预案。首先是我们不能觉得美国找不准方向，只讹诈而不会开打或只是小打金融战，认为美国会对砸烂自家经济的坛坛罐罐有所顾虑。恰恰相反，特普朗知道光讹诈不解决问题，需要刺刀见红。
第一是金融战必须打。由于美国GDP的增长几乎完全是金融体系贡献的，如果不开打金融战，特朗普的经济承诺一个也实现不了，金融战是美国实体经济还能缓口气的唯一选择。
第二，特朗普已经在筹备金融战的路上了。他的嘴炮可以姑妄听之，但他的人事任命已经完成了一个可以发动金融战的班子。
特朗普提名高盛的交易大鳄史蒂芬·姆钦(Steven Mnuchin)任财政部长，此人在国际市场上做投机交易历史悠久，自己有对冲基金，是金融进攻的行家；提名国务卿的是石油大亨雷克斯·蒂勒森，这人搞外交的话不会懂打仗，但对如何搞事情影响石油价格进而影响资本流向不会陌生；国内资产价格由史蒂芬·姆钦和金融监管改革特别顾问伊坎共同操控；制造军事热点交给“疯狗”将军马蒂斯——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人事任命。还有钢铁产业投资者威尔伯·罗斯任商务部长和领导新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彼得·纳瓦罗等人负责贸易摩擦。这些人选就是金融为主战场，贸易摩擦和军事摩擦为侧翼的进攻团队架构。
第三，美国有人和，世界的投机者都看好美国赢，已经准备好跟进了。
自去年以来，央行为了人民币国际化做了不少管制革新，例如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大幅度的波动。结果，无一例外引来国际做空者诱发人民币大幅贬值，再加上国际资本开始外流，外储也持续减少。这些都是国际投资者用钱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结果，预期美国会赢的人用钱支持美国，美国的赢面就增大。国际投资者预期的引导，主要是美国说了算，目前我们没有效引导预期的基础。
第四，特朗普尚未登台，金融战实际已经露头，这就是美联储的加息。
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主要是让国内金融部门低成本拿钱抬拉金融资产价格，因此是零利率加定量宽松(QE)政策。现在美国金融资产已经到了高位，加息可以吸引全世界资金去高位接盘，并令其它国家资产贬值，美国用套现本国资产的钱去抄底。之后如果美国套现顺利，就再进入降息周期，让国外资产涨价国内资产跌价，美国人卖出国外资产大赚一笔后再回头抄国内资产的底。
那么，美国能追求的战略回报具体有什么？从低到高有三个层次。
首先就是制造国际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引导国际资本流向。这并非只针对中国，而是剪全世界羊毛，只不过中国羊最肥。
第二个更大，是搞乱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打乱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这个全球性战略。
第三是最大的，寻求直接攻破中国，突破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外储，获得地价吞噬中国资产和财富的机会。国际形势从来都只是危机，机会和危险从来都是一体，中国目前已经有可以被攻破的条件了，其中最大的就是人民币加入SDR。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涉及资本管制的诸多变化。最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币有这么多外汇占款都是以美元为储备发行的。那么到底是人民币加入SDR，还是美元又加入一次？这个人民币的内在战略矛盾极为复杂，远超汇率是否盯住一篮子货币这种问题，不能指望由技术性的战斗解决问题。更何况随着人民币变为储备货币，其国际交易会更自由，央行很难再用关门的办法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些多层次的战略回报是互相交联的，美国很可能是逐渐升级规模。最初大概率是从追求最低层次目标出发，在美联储的不断加息中不断评估并调整行动。假设美国发现剪全世界羊毛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操作确实起到了拉动全世界资本流动的效果，同时对华贸易战和军事遏制却踢到了钢板，接下来可能就是金融战的加码。当然金融战加码对美国来说也是有条件的，但留给我们的时间有限，要未雨绸缪。
中国金融居于劣势，下策和中策走不远
战术上，我们目前处于完全的被动挨打的地位。由央行负责汇率和外储的同时开放资本市场是下策。问题首先就是外汇占款，这在中国作为产品出口国时是优势，但在国际金融战时是劣势；其次是我们战术选择极其有限。投机者进攻时，战术秘诀是超高杠杆的交易，一两个大鳄就能借到天量的货币，搞垮一个中等大国。
1992年索罗斯狙击英镑的战役就是这么打赢的，当时英国人根本想不到他一个对冲基金就能聚集多达一百亿美元；但央行抵御进攻却没办法到处借钱，只有动用手中的外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小国加起来也不够英国的体量，在攻击之下迅速崩溃；央行施救香港能够成功，胜在战术上的突然性加上做空者没有准备好相应的资源和决心。
衍生品市场，包括汇率衍生品在内，不但用来投机的筹码是无上限的，而且还是杠杆交易，只要有钱就可以创造天量的盘口做空人民币。再加上现在全球货币比二十年前不知道多了几百倍了，与美国国家战略合作，任何做空人民币的资金要借到美元肯定容易得不能更容易了，三万亿美元的外储原则上不可能抵御散布全球的天量美元集体进攻。
这种形势下靠央行引导全球资金不针对中国不会有效果，而开放金融市场引入外国金融资本是开门揖盗。假设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投资黑石那样的外国基金，一方面是屈就美国设计的剪全世界羊毛的资本流动，更严重的是这样等同于为美国的金融进攻提供弹药。
央行牵头友军组织战斗是中策，美国战斗意志不够坚决的时候中策会有一些效果。问题是：友军水平有限，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败绩太多，我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金融市场搞成美国式的投机市场来练兵。可谓是实体经济不死，我们的金融“水平”提不高。更重要的是，友军弹药有限，对抗美国的金融战怎么可能在世界上融到资？更别提美国一贯操控金融资产的信用评级。金融战时下调我们的评级，断绝我们的融资渠道是很容易的。最后还是央行利用手中外储去对抗，只是多点“花活”而已。
货币金融体系创新是上策，阻绝美国的遏制冲动
上策是不打交易战的金融战，跳出美国给我们圈定的金融战场，我们自己选定一个战场较量。
这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能好好搞生产？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史正富教授指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以市场导向、企业利润驱动的逐利型投资要求的是周期较短、规模不大、收益归己，并且具有顺周期的特点。因此产业空心化的现实下，美国老老实实生产做不了，金融战暴涨暴跌的特点倒是能满足美国大资本的逐利要求。因此美国选定的战场是货币市场、大宗商品这样的交易市场。
中国现在一方面产能过剩，但是很多基础战略性投资却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这种投资的逐利性而得不到满足。只要跳出这种短期逐利性的投资逻辑，就立刻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投资市场，其中的资本金来源，是央行置换外汇占款后释放的美元。
要解决外汇占款的问题，首先要立足于国内的长期战略性资产积累投资，需要中央统筹推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调整优化，打造“降杠杆、用产能、促增长”的新投资体制。
目前国内短缺但因私营经济的逐利性难以投资的产业部门主要是指水、土、空气等优质生态资产，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前沿科学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研发人才和高技能工程队伍等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国内文教体卫基本设施和全球化文化传播的基础资产等。史正富把这些短缺部门的投资划分为“宏观-战略性”投资，虽然未来收益可观但体量特大、周期特长，不可能再通过贷款的方式融资，需要超大规模的资本金，不但私人不会投，国家独力也只能投一小部分。
如果用央行货币创新为这些领域投资，就能满足这个高达百万亿的投资资本金需求。不但能打造中国长期增长的物质基础，将过剩产能用起来，创造天量的投资需求；还可配套升级金融体系，解决“一带一路”的外汇需求。通过发展全球实体经济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资本市场，使资本按逐利逻辑背离美国设计的流动方向，使我们打金融战有资源、有战术选择，甚至让美国“打不过就入伙”我们的大战略。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优化，实际上就是指央行出资“宏观-战略性”投资后，对应的权益资产可以作为央行货币发行的基础资产之一来代替美元，成为人民币发行的储备；由此形成以黄金、国债、战略基金权益和外汇储备为主的多元复合的央行基础资产，也只有这么做能为这些投资提供足够的资本金。
货币作为金融和经济的源头，通常要求有实在的储备才能发行货币。这些资产的基础性决定它们的体量将足够大，更可贵的是这些资产不但像黄金一样保值，还因为它们直接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像土地一样自身产生租金和收益，还能增值，又不像国债一样增加财政赤字，因此是比黄金、国债、外储更好的货币发行储备，可以产生长远重大的战略收益。
我们设计了相应的操作手法，可以在置换外汇占款的同时维持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变，总体健康，也就是高能货币总额不变，不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热钱但能定向注入货币到实体经济。
置换外汇占款，是将央行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这一对资产负债关系转出货币体系，变成商业金融机构的外汇和普通的商业信贷这种资产负债关系。它的重大作用在于：首先国内金融机构可以持有外汇，在面对金融战时采取上面所说的中策就有了物质基础。更直接的是，这些外储由此可以交由“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基金使用，配合人民币在全球创造新的资本市场。因此这一战略虽在根本上不以任何人为对手，但使我们也能调动资本流向。
前面说过，光打外汇、股权、国债等金融战的话我们的机构是没有能力大规模做融资的，真大规模融资我们也控制不了，去年的股灾就是教训。但是在国外做实体投资和资产并购这样离实体很近的金融运作时，我们融资就会容易的多。
由于有资本金有抵押，还有未来收益，还能深化到股票债券发行和金融衍生品等领域，又影响对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最终创造出的资本市场将体量巨大而有吸引力，完全可以极大削弱美国加息带来的资本吸引力。只要全世界大资金在其中也有了瓜葛，中国在金融正面战场的话语权和资本就会极大增加，这才能最终缓解外汇占款的矛盾。
不仅如此，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好的平台，手里有实在资产选择计价货币就自由多了，可以极大扩展人民币的海外储备。我们愿意与人民币有关的国际资产负债和外国人民币储备更多来自于与“一带一路”投资有关的金融市场和直接投资，而不愿意它们来自于单纯的货币交易或者是我们的贸易赤字。二战后美国用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投资，其它国家因此形成的美元储备对美国是有利的；后来美国变为贸易赤字，其它国家的储备越多，美国就越衰落。
在这种战略下，机制配套也就容易得多。为了使“宏观-战略性”投资和“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高质量运行，史正富建议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牵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市场化挑选基金管理人，完善管理激励体制；国家引领但融入市场体系，完全可以把投资绩效做好。投资绩效好，在海外就能拥有高质量资产，这也会提升我们的资产评级，增强商业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
要特别说明的是，从财务上来说，清除部分外汇占款本身就是一场信用评级战，但这已经是我们而不是美国选择的战场了。比如央行只是直接持有外储的减少，但账面可以完全不是这样；而因为其持有上述投资基金的权益，央行实际可以调动的外汇则更可能反而增加。这也体现了货币创新带来的战术提升空间。
这是比亚投行更大的战略共赢空间，美国已经发现抵制亚投行是个战略错误，未来的大趋势是应该是“一带一路”人民币和石油美元、赤字美元一起在国际市场上共舞。但在实际操作进程中，还是要时刻对抗美国贸易和军事的侧翼进攻。美国也无力在全世界挑起军事冲突来全面破坏“一带一路”投资的估值基础。
中国经受住近期的凌厉进攻，就有机会最终缩小中美金融差距，彼时中国经济、军力也会继续大发展，就能全面断绝美国的遏制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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