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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领导的国家会是什么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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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玛戈特·瓦尔斯特伦就任瑞典外长,宣示将执行女性外交(feminist foreign policy)。两年过去,人们还是没搞明白她到底说的是什么。

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起于1980年代,在学界备受争议,在政策领域则未经验证。按瓦尔斯特伦的说法,“女性外交”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女性权利,但它究竟是个什么鬼呢?它对预防性战争怎么看?它是强调自由贸易、开放边界,还是侧重保护民族产业及劳工?对于前苏联留下的核材料隐患,它有没有自己的应对方案?

当然,可以辩解说瓦尔斯特伦上任的时间还不长,不像现实主义这样的外交传统,女性外交还没有太多的实践机会。不过,从仅有的实践看,女性外交的一大特征是富于争议性:瑞典外长上任第一把火是承认巴勒斯坦国,惹火了以色列;她强调人权,斥责沙特鞭打博主的“中世纪暴行”,以致沙特短暂与瑞典断交;她公开为移民说话,反对将强奸作为战争的武器。瓦尔斯特伦的外交实验,带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假如女人掌握了外交(不仅仅是作为外交官或外长,而是作为国家首脑),世界将会怎样?女人领导下的国家会改变传统的画风吗?

不少公众人物和学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女人统治的世界会更平和、平稳。在传统观念里(也经过不少实证研究证实),女性在工作中富于合作精神,会为他人着想,在个人层面也不像男人那么火爆冲动。如果外交关系真的像乔·拜登说的那样“是人际关系的逻辑延伸”,而女性又足以主导这种关系,那么国与国之间自然更融洽,大家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自然更美好。

斯坦福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从进攻体验中获得快感的主要是男性。他们称颂并肩作战的情谊,沉醉于将战争仪式化(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称其为,通过战争来理解外交)⋯⋯一个真正的母性世界不会咄咄逼人,较之我们所在的世界,它更注重妥协与合作。”哈佛的史蒂文·平克则指出,有史以来军中将帅多为男性,“战争狂人、嗜血暴君、屠城匪徒也多为男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一直都是平和的力量”。

话是不错,但实际上呢——生理和心理上的男女有别,真的会演绎出战争与和平的两个世界吗?并没有。研究发现,在15-20世纪的欧洲,女王们更好战,较之国王,她们卷入战争的次数更多。进入20世纪的民主政治,女性领导人照样“敢打”(福山和平克也都注意到了)——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的戈尔达·梅厄、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斯里兰卡的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私下或许都温良恭俭让,但成千上万的士兵因她们一声令下而杀戮或送命。也许用不了多久,美国就将迎来它的第一位女总统——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希拉里就因力主空袭利比亚而颇有“威名”,成为总统后,相信她会继续在中东用兵。

一个国家会因为领导人性别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气质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女性领导力的政治学教授珐丽达·贾拉扎承认说,历史为此提供的线索太少太纠结。即便在现代,掌权的女性也不多,而零星的个案无法形成有效的数据模型。根据皮尤(Pew)去年的一项统计,女性领导人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翻了一番,但也只有18人。亦即联合国只有不到一成的成员国是在女性的领导之下。

“论辩双方大可按需举例”,贾拉扎教授指出,“反方会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她发动了马岛战争;正方则举出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她为(饱受内战之苦的)利比里亚维系了和平”。但谁都无法论证,当女性统治恰逢和平时期,真实的逻辑是怎样的——究竟是女性带来国家的和平,还是国家的和平将女性推上了权力的顶端?假如选民在战时更倾向于选择“强悍的男性”,那么也只有在和平时期他们才会考虑为“柔和的女性”投票,不是吗?

“女性外交”是什么(真的有“女性外交”吗)——也许,只有等到更多女性“打破天花板”那天,我们才会知晓答案。不过,现实的确提示我们:(1)“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和平,要看它是怎么对待女性的”,女性地位越高,国家就越平和。(2)女性参与缔结的和平协定,维系的时间更长。除此之外,女性与外交之间似无太多因果可循,女性领导人的外交侧重也各不相同——有些强调欧洲一体化,有些关切移民危机,有些注重绿色能源。

“英国退欧”提供了一个观察女性与外交的新案例——特丽莎·梅接替辞职的大卫·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很快,人们便拿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做比较,同时对她给予厚望——伟大的女性为她的男性前任收拾烂摊子。对此,贾拉扎教授持保留态度,担心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会伤害女性。皮尤去年在美国有个调查:关于“谁更善于妥协”,34%的受访者选择女性领导人,而只有9%选择男性;关于“谁更诚实更富道德感”,同样有34%的受访者选择女性,选择男性的则下降至3%。

然而,女性领导人,和任何领导人一样,有时也会仓促决策,有时也会说谎,有时也会行为不端——就像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拒绝偿还国际贷款,巴西的迪尔玛·罗塞夫涉嫌贪污渎职,澳大利亚的朱丽娅·吉拉德被自己的党派扫地出门。她们当年背负的期望有多沉重,她们今天的失败就有多惨痛。“我们怎么能指望(女性来)治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疴痼疾”,贾拉扎教授反问道,“如果她们不能让社会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是否她们就活该这样狼狈收场?”

也许,对女性最好的尊重,是承认其人性。女性的外交同样是国内压力、地缘政治、一时冲动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和一切人类的外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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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athos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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