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领导的国家会是什么画风？

2014年，玛戈特·瓦尔斯特伦就任瑞典外长，宣示将执行女性外交（feminist foreign policy）。两年过去，人们还是没搞明白她到底说的是什么。

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起于1980年代，在学界备受争议，在政策领域则未经验证。按瓦尔斯特伦的说法，“女性外交”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女性权利，但它究竟是个什么鬼呢？它对预防性战争怎么看？它是强调自由贸易、开放边界，还是侧重保护民族产业及劳工？对于前苏联留下的核材料隐患，它有没有自己的应对方案？

当然，可以辩解说瓦尔斯特伦上任的时间还不长，不像现实主义这样的外交传统，女性外交还没有太多的实践机会。不过，从仅有的实践看，女性外交的一大特征是富于争议性：瑞典外长上任第一把火是承认巴勒斯坦国，惹火了以色列；她强调人权，斥责沙特鞭打博主的“中世纪暴行”，以致沙特短暂与瑞典断交；她公开为移民说话，反对将强奸作为战争的武器。瓦尔斯特伦的外交实验，带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假如女人掌握了外交（不仅仅是作为外交官或外长，而是作为国家首脑），世界将会怎样？女人领导下的国家会改变传统的画风吗？

不少公众人物和学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女人统治的世界会更平和、平稳。在传统观念里（也经过不少实证研究证实），女性在工作中富于合作精神，会为他人着想，在个人层面也不像男人那么火爆冲动。如果外交关系真的像乔·拜登说的那样“是人际关系的逻辑延伸”，而女性又足以主导这种关系，那么国与国之间自然更融洽，大家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自然更美好。

斯坦福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从进攻体验中获得快感的主要是男性。他们称颂并肩作战的情谊，沉醉于将战争仪式化（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称其为，通过战争来理解外交）⋯⋯一个真正的母性世界不会咄咄逼人，较之我们所在的世界，它更注重妥协与合作。”哈佛的史蒂文·平克则指出，有史以来军中将帅多为男性，“战争狂人、嗜血暴君、屠城匪徒也多为男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一直都是平和的力量”。

话是不错，但实际上呢——生理和心理上的男女有别，真的会演绎出战争与和平的两个世界吗？并没有。研究发现，在15－20世纪的欧洲，女王们更好战，较之国王，她们卷入战争的次数更多。进入20世纪的民主政治，女性领导人照样“敢打”（福山和平克也都注意到了）——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的戈尔达·梅厄、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斯里兰卡的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私下或许都温良恭俭让，但成千上万的士兵因她们一声令下而杀戮或送命。也许用不了多久，美国就将迎来它的第一位女总统——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希拉里就因力主空袭利比亚而颇有“威名”，成为总统后，相信她会继续在中东用兵。

一个国家会因为领导人性别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气质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女性领导力的政治学教授珐丽达·贾拉扎承认说，历史为此提供的线索太少太纠结。即便在现代，掌权的女性也不多，而零星的个案无法形成有效的数据模型。根据皮尤（Pew）去年的一项统计，女性领导人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翻了一番，但也只有18人。亦即联合国只有不到一成的成员国是在女性的领导之下。

“论辩双方大可按需举例”，贾拉扎教授指出，“反方会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她发动了马岛战争；正方则举出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她为（饱受内战之苦的）利比里亚维系了和平”。但谁都无法论证，当女性统治恰逢和平时期，真实的逻辑是怎样的——究竟是女性带来国家的和平，还是国家的和平将女性推上了权力的顶端？假如选民在战时更倾向于选择“强悍的男性”，那么也只有在和平时期他们才会考虑为“柔和的女性”投票，不是吗？

“女性外交”是什么（真的有“女性外交”吗）——也许，只有等到更多女性“打破天花板”那天，我们才会知晓答案。不过，现实的确提示我们：（1）“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和平，要看它是怎么对待女性的”，女性地位越高，国家就越平和。（2）女性参与缔结的和平协定，维系的时间更长。除此之外，女性与外交之间似无太多因果可循，女性领导人的外交侧重也各不相同——有些强调欧洲一体化，有些关切移民危机，有些注重绿色能源。

“英国退欧”提供了一个观察女性与外交的新案例——特丽莎·梅接替辞职的大卫·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很快，人们便拿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做比较，同时对她给予厚望——伟大的女性为她的男性前任收拾烂摊子。对此，贾拉扎教授持保留态度，担心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会伤害女性。皮尤去年在美国有个调查：关于“谁更善于妥协”，34%的受访者选择女性领导人，而只有9%选择男性；关于“谁更诚实更富道德感”，同样有34%的受访者选择女性，选择男性的则下降至3%。

然而，女性领导人，和任何领导人一样，有时也会仓促决策，有时也会说谎，有时也会行为不端——就像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拒绝偿还国际贷款，巴西的迪尔玛·罗塞夫涉嫌贪污渎职，澳大利亚的朱丽娅·吉拉德被自己的党派扫地出门。她们当年背负的期望有多沉重，她们今天的失败就有多惨痛。“我们怎么能指望（女性来）治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疴痼疾”，贾拉扎教授反问道，“如果她们不能让社会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是否她们就活该这样狼狈收场？”

也许，对女性最好的尊重，是承认其人性。女性的外交同样是国内压力、地缘政治、一时冲动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和一切人类的外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