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战略性产业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产业为目标，实现赶超的路径选择，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基本如此。最初阶段是通过直接引进技术设备来实现，目前则通过引进和消化吸收以及自主制造相结合来实现，下一阶段应当是以自主创新和自主制造相结合。
在目前阶段和上一阶段，战略性产业的主要承担者都是国有企业或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曾经为中国的发展和增长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过，随着赶超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小，依靠直接引进先进设备的机会也越来越小，这时就需要更多的消化先进技术，在消化吸收之后进行自主制造，因而能够比原先的单纯引进提高了档次，真正做到产业升级。
过去把战略性产业与国企绑在一起, 对其实行产业政策保护和优惠，然而到了一定阶段，其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过度保护和优惠，该产业内的国企过度扩张，因而成为产能过剩和低效率的重灾区，同时也严重拖累了真正需要投资和发展的新型战略性产业。僵化的体制，腐败的内部人控制系统，苦乐不均的激励机制，大量人才的浪费和外流，技术无法更新、更无法创新，导致国企难以承担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担。
另一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应用科研机构和众多的人才，分布在政府的各个产业部门，例如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钢铁研究总院、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等等，它们的主要任务是以国际先进技术为目标，进行专项科研。可以说，这些科研机构大都以赶超先进技术前沿为基本目标，确定其研发计划和研究内容的。然而，在科研与生产之间，似乎缺少一个有效的桥梁，能够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科研成果能够迅速的转化为生产力。
为什么会出现科研机构与生产单位的脱节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生产企业没有积极性去引进这种间接的技术成果，还需要消化并制造，远不如直接的技术设备来得方便；二是科研机构缺乏必要的激励去推广科研的应用和开发，同时，从科研成果到应用制造，可能相距甚远。因此，在科研与制造之间，似乎缺少这个“关键的环节”，导致我们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难以实现。
这个关键环节，应当由企业来完成，不管是生产企业中的研发应用部门，还是科研机构的附属企业，但我们的制度似乎缺乏这样的机制。各个部属科研机构掌握大量信息和相应成果，但身处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很难享有自己成果可能应用的价值，尤其是从科研到应用的链条比较长的时候，由于体制的束缚, 他们不能决定自己成果如何推广应用到市场上。作为连接市场和先进技术的中间桥梁的企业, 它们在应用先进技术方面,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长期受保护的国企，缺乏把握市场变化的能力，对市场机会缺乏必要的灵敏性，因而在选择技术和相应制造设备方面，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难以把握。尤其是，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成果，还需要经过大量的辛劳和努力，经过许多环节的创新与突破，需要各个专业分工环节的密切配合，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没有预期的产权保护和可靠的合同契约制度，没有来自市场的合理评价与回报，则不会有相应的努力。过去我们的不少科研成果束之高阁，没有转为实际成果，原因恐怕就在于从知识产权到物质产权都缺乏合理的激励和保护制度，致使人力资源难以转化为物质资源, 转化为竞争优势。
战略性产业与企业绑定不利于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尤其是与僵化的传统国有体制的绑定。由于传统的战略性产业需要转换为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的创新发展战略，与此相配套的体制也需要有大的变化。选择怎样的机制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创新，促进新技术的升级？这种机制的根本特点就是能够激发人的潜力，让创新者能有充分的自由度空间，实现技术升级，创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而这一切，最重要的是靠好的机制才能激发出来。固守过去的僵化体制，不去开辟新的源泉和进行制度创新，是没有出路的。
战略性产业不是靠规模取胜，而是靠核心技术形成的竞争力。例如德国的制造技术，日本的电子产品，美国的生物制药和航空技术，如此等等，都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这些核心技术的出现，不是一朝一日的结果，也不是靠大规模的企业兼并重组来实现，而是坚持不懈的在技术积累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结果。政府往往把这种发展顺序正好搞反了，以为靠大规模扩张就可以取胜，殊不知有效率的规模扩张是对于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和复制才形成的。缺少核心技术和只注重模仿引进和缺少核心技术的兼并扩张行为，不仅无法扭转我们在战略产业上的弱势地位，也会被庞大臃肿的国企所拖累。
战略性产业还可以通过产业发展基金和各类应用型科研基金来承担，在目标明确并且可行性较好的条件下, 相关的重大项目可以按照不同的专业化分工，分解成各个具体的子目标，再通过竞争招标，分包给各个团队或企业。同时，需要考核这些项目承担者的能力，评估他们的方案可行性，最后对于完成的项目进行综合考核。这个完整的链条缺一不可，尤其不能虎头蛇尾。
面临转换时机, 传统的国企主导的战略性产业, 不像过去有着十分明显的巨大供需缺口为导向, 现在则往往不知道新市场新技术在哪里，还在按照传统方式继续扩张，造成严重的产业畸形。因此，这些产业需要尽快适应市场变化，转变原有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不能及时更新和改革, 仍然固守过去的旧模式, 则很可能会落入某种发展过程的陷阱, 在从引进到消化吸收的阶段, 出现停滞不前，难以取得突破性发展。
新兴的发展战略，不仅不应与企业绑定，也不应与某个原有的产业绑定，因为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原有产业的分界，使得原来的各个产业的相互融合成为普遍, 而且也不断涌现出新兴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的特征是多元化，产业融合性强，需要引进适度竞争，打通连接科研与生产制造之间的通道，对于已有的先进科研成果进行开放式招标，不管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获得创新的通行证，进行公平竞争。在适度竞争的外部压力下，国企才会放弃优越感，发挥可能的内在潜力, 努力为自己在市场上争得应有地位，而不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可以不受预算约束的任性花钱。
对于大量尚未开发出来的先进技术成果，积极的市场公平竞争可以有效的筛选出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建立有效的激励和必要的产权保护制度，才能确保潜在的人力资源得到开发和被释放出来。依靠传统体制下的大团队攻关方式，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社会普遍急功近利的轻视实业和技术，追求从套利活动中尽快牟利的现象，应当尽快得到纠正。这不仅需要政府通过更多的以市场化为导向来纠正资源配置的错误偏离，使大量资源流向真正需要创新的实业，形成一个激励实业创新的市场氛围，更需要靠全面的保障创新及其权益的制度的建立，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现存的大量短期行为。
人的创新潜力的激发，需要全面地落实在所有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几个大项目就能覆盖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发展战略有个较大的转变和调整，否则很难适应新阶段的要求。同时，也需要我们对于新兴战略性产业，有较清楚的定位，不再是过去那种依靠政府大量物质投资的领域，而需要更多考虑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更多考虑如何从长期来有效率使用和发挥人才作用的机制的建立。
总之，放开市场，公平竞争，以人为本，政府才能集中有限财力，在具有大量涌现的创新技术基础上，选择最优战略性投资对象，才有助于实现全面创新的发展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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