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足球发展来说，后备人才也就是青训工作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足球运动能否循环有序地开展。牵头组织北京足球改革调研的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对于这项工作格外看重，在几天的调研中多次提到了北京市青少年足球的发展，还赶赴“长城杯”青少年国际足球邀请赛赛场，为优胜球队颁奖。而在这次调研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北京城的足球青训存在着诸多的难题，在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建设、社会足球培训机构的生存、体教结合等方面，都亟待找到高效的解决之道。
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长城杯比赛中，北京国安U17队伍、北京青年队和西班牙万达希望之星队都参加了比赛，而他们三支球队，代表的恰恰是目前北京足球青训体系的三条道路：国安是职业梯队的编制，北京青年队则是社会足球培训机构的成果，万达希望之星则完全是由资本主导海外培训的产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三种方式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在过去很长时间，北京国安的青训一直为人诟病。事实上，当年的威克瑞一拨人，让国安受用了超过十年，徐云龙甚至现在还在为国安效力。但是在那之后，国安自己的青训体系，就鲜有硕果了，黄博文等人都是从外地足校挖角过来继续培养的，现在在国安队中能够踢上绝对主力且是国安青训系统出身的，只有张稀哲和雷腾龙两个人而已！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咱们不要求国安的青训能像鲁能足校一样桃李满天下，但是至少它得能为国安提供足够的人才储备吧？对于这样的现状，国安也有自己的难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安最小的梯队也要等到小球员初中毕业，U17已经是最低的门槛了。而在这9年时间里，小球员和父母人生规划的改变、外地足协和俱乐部的挖脚等等，都会造成人员的流失。“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学资质，更没有办法让孩子们在俱乐部上文化课。”国安方面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无奈。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像人大三高俱乐部或是恒大足校一样，为青少年足球训练进行文化课的配套是唯一的办法，但是那之后小球员考试和升学的问题又会接踵而至。在未来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国安的青训对于小球员的吸引力实在有限。因此，如何整合教育资源和足球资源，为北京足球的青训系统保驾护航，为小球员和家长解决后顾之忧，是未来足球改革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
国安众将庆祝破门（资料图）
除了国安的梯队之外，社会资源举办的足球培训机构（足校），同样承担着为北京足球培养输送人才的任务。这次长城杯获得亚军的北京青年队，就是北京市足协整合社会培训机构选拔产生的队伍，这支肩负着北京市全运会比赛任务的队伍，同样折射出社会足球培训机构面临的困难。
首当其冲的，依然是人才流失问题。因为国安最低年龄段注册时间晚，很多社会机构的小球员，过早地面临外省市的挖脚。“我们跟孩子和家长都没有任何协议，人家说不来就不来了，说去别的队就去别的队了，办事地道的，给你几万块钱，一分钱不给的多的是。”一位开办足校多年的人士这样对北青报记者说。长此以往，打击的必然是社会办学机构的积极性，对于北京市足球人才的保护和利用也是损害，能不能通过足球改革，用制度的办法让小球员不那么轻易流失，考验着改革方针制定者的智慧。其次，是一系列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问题。中国足协举行的精英联赛和其他联赛，基本上针对的都是各俱乐部的正规梯队，而社会培训机构的小球员，很难有系统的赛事可以参加。
举例来说，这次长城杯夺得亚军的北京青年队，就没有联赛可打，主帅李辉只能带着孩子们参加各种邀请赛，来检验训练的成果，而这种现象对于其他的社会培训机构来说也普遍存在。足球改革能不能让青训赛事联赛化常态化固定化，对于缺乏比赛机会的社会足校，是重大的课题。
而万达希望之星队，走的虽然是社会资本投入、完全海外培训的道路，但是因为俱乐部注册在北京，因此它也是北京足球青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远在西班牙的万达希望之星，虽然接受的是马竞等球队的训练，但是因为无法参加当地的青少年足球联赛，只能通过邀请其他球队打热身赛的方式来达到比赛要求，这对于孩子们的水平提高，显然是没有好处的，足球改革如何能够为海外培训提供帮助，同样值得思考。
最后要提到的，是体教结合和校园足球，这个曾经被看作是拯救中国足球青训乃至中国足球的举措，现在却越来越陷入一个怪圈：足球专业领域和教育专业领域，很难找到合作的点。一方面是大量退役球员身怀足球专业知识却很难进入教育体系担当校园足球的教练，另外一方面则是教育部门花钱让不懂足球专业知识的老师去国外短期学习充电之后回来教孩子足球。在调研的时候有足球专业人士就提出，中国足坛有很多的退役球员，他们有专业技能，也了解足球，但是因为所谓的教师资格和编制问题，让他们进校园担当足球教练的道路根本走不通，而这原本应该是安置退役球员和提高校园足球专业性的双赢选择。体教结合绝非让职业球员走进校园带孩子踢一个下午的足球这么简单，而是应该让足球、让体育真正成为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如何打通体育和教育中间的“屏障”，已成为北京青少年足球发展最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