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说起自己的二儿子呼格吉勒图，尚爱云又开始哭泣，边上7岁的小孙女乌云帮奶奶擦眼泪。
呼格吉勒图
媒体称“呼格吉勒图案”将启动重审程序，但截至目前，当地司法机关仍没有实质行动。呼格吉勒图1996年被定罪、枪决，“真凶”赵志红虽然准确供述作案经过，但对其公诉却未提“呼格吉勒图案”案。
【追问1】
“4·9”案为何一拖8年?
公安部领导意见在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要求重新调查4·9案的要求在后，为何4·9案重审一拖8年？昨日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与此有关的人士。
“再审程序其实很简单，关键是相关部门愿不愿意启动。”昨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对新京报记者说。
田文昌认为，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之所以没能再审，原因还是在人。
他说，案件再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此前国内多起案件中，均启动过再审程序。案件再审，“检察院可以以审判监督为由提起再审；法院也可以以案件复查缘由主导再审，当事人也可以到法院提出诉请。”
“程序很简单”，田文昌介绍，再审最主要还是在法院。“我认为此案之所以拖延如此长时间，主要还是在于相关部门想不想启动。”
另据记者调查，4·9案久无进展的另一个原因若纠错就会有很多部门受到影响。
“事实上，在内蒙古公检法系统内部，不少人已经认定呼格吉勒图确实被冤，但因为如果案件再审乃至平反，这就涉及人员问责和国家赔偿的问题，尤其是人员问责，这才是案件何以久拖不决的关键。”呼和浩特市一熟知此案的知情人向新京报记者如此表述。
他表示：如果“4·9”命案再审，呼格吉勒图确实无罪，那么呼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公检法系统当年的办案人员均有错，这其中不少人现已身居要职，他们该承担何种责任？这让体制内意欲推动此案再审的决策者颇费脑筋。
作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滑力加对公检法系统在“4·9”命案中的表现多有批评：当时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批捕、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环节也没有把好关，“按照当下的标准，这个案件显然是不够批捕条件的，更不用说起诉了。”
【追问2】
精斑为何未对比又莫名丢失？
随着有关部门对4·9命案调查的不断深入，18年前那些隐藏在卷宗里的疑点，一些屡屡被漠视的重要证据，也正逐渐呈现在公众面前。
呼市公安局的前述退休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诸多证据中，警方提取了受害者体内的凶手所留精斑，但这一核心证据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
上述领导称，首先，警方并没有将呼格吉勒图的精斑与受害人体内的精斑进行对比，其次当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4·9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又莫名丢失。
对于这样的关键证据为何不鉴定？在“4·9”命案发生期间，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另一地分局局长的老警察说，这中间固然有办案人员的素质问题，即当时的要求是从严从快，具体办案人员认为其他证据足以支撑结论，所以精斑鉴定做不做无所谓了，因而存在“失误”。另一个原因还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这位人士介绍，当时办案经费非常紧张，最常见的例子是，如果某个警察需要配备警用装备，都需要自己掏钱向公安厅买，是否有经费支撑做精斑鉴定就可想而知。
“当时呼市没有条件做，要做鉴定的话，只能去北京、上海，经费不足不说，一次鉴定还要耗费几个月时间，这与当时快速结案的要求是不符的。”这位当时公安局分局领导介绍，“严打”期间，领导对各分局的破案率等都有排名，如果自己辖区内发生命案，迟迟未破就会落后，这使得几乎每个基层干警身上都有破案压力。
其次，在公诉环节，检察机关在“4·9”案件的处理中也有不当之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滑力加认为，据相关报道显示，公诉人员在讯问呼格吉勒图时，当事人曾诉称自己是无辜的，且反映公安机关存在诱供的可能，这些都是疑点，作为公诉机关显然不能放过。在这份口供中，呼格吉勒图表示:“今天我说的全是实话，最开始在公安局讲的也是实话……后来，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子其实没有死，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昨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主要领导、上述不愿公开姓名的那位退休警察证实有这份口供存在，“我亲眼见过”。新京报记者获悉，这份笔录形成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时20分，讯问人为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和彭某。但这些疑点当年都未被法院重视，呼格吉勒图很快通过侦查、批捕环节，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并以流氓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案发61天后，刚满18岁不久的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 观察家
现在说“呼格吉勒图案”是冤案为时尚早，公众的意见不能代替法院判决，但法律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疑案”不是正义。当务之急是重审此案，给公众一个明白交代。
媒体报道，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等多个信源处获得消息，“呼格吉勒图案”即将启动重审程序。但截至目前，当地司法机关仍没有实质行动。
1996年，呼和浩特市发生一起奸杀案，呼格吉勒图作为“凶手”被定罪、枪决；2005年，身犯10起强奸案的赵志红，主动交代自己才是此案的凶手，并且指认了现场，且对厕所方位、被害人身高、扼颈方式等作案细节，都有清晰的供述。之后，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对此案做了多篇“内参报道”；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等领导都对此案有批示，呼格吉勒图家属也看到了翻案的希望。
但至今9年时间了，呼格吉勒图案仍没有启动重审，仍停留在法律程序之外的“调查”阶段。有媒体质疑“有力量使案件久拖不决”。
呼格吉勒图案是否算冤案呢？从法律上说，这个有罪的死刑判决，已经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只有通过法定的重审程序才能予以推翻。所以，目前暂不能确定此案就是冤案。
但即便称不上“冤案”，这也明显是疑案。而且《刑事诉讼法》规定得明白，“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时，法院就应启动重审程序。赵志红在9年前就供述他是此案凶手，并精确地指认了犯罪现场，这足以构成“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而且早在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的复核结论也是“呼格案”确为冤案（据《新文化报》）。那么，为什么法定的重审程序迟迟没有启动？这背后有没有不正当的权力阻挠？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多年来，公众一直在盯着呼格吉勒图等那么几个公共案件，这些案件成为中国法治昌明的晴雨表。
公众的意见当然不能代替法院判决，但法律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疑案”不是正义。当务之急是原审法院，或者是最高法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审此案——对呼格吉勒图是否构成犯罪，给公众一个明白交代。
还是希望当地司法机关加快动作。须明白，此案中有呼格吉勒图一条18岁的性命，有赵志红言之凿凿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还有这么多记者、公安部专家多年来的真心投入，更有天下悠悠众口。这么明显的“疑案”，不可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当地司法机关不可能不给公众一个说法，就能把案子了结的。
与其磨磨蹭蹭，不如及时依法重审，挽回公信，不要让个别官员、个别机关的利益拖累了案件的重审，拖累整个司法系统。从公开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在赵志红自认是凶手之后，内蒙古自治区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核查工作……但遗憾的是，此案的重审一拖就是9年。
如今此案又传出即将重审的消息，但长期关注此案，并且给所谓“真凶”赵志红做过测谎试验的公安部刑侦专家杨承勋却泼了一盆冷水：屡次听到重审的说法，“有人先是说要在十八大之后运作这个事情，后来又说应该等到两会之后，总之是各种理由，把事情耽搁下来”。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9年前所谓“真凶认罪”后，呼格吉勒图案就出现了法定的、应重审的新证据。这是绕不开，躲不过的。当地应尽快重审此案，以履行法律职责，挽回司法公信。
